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yè)化對經濟發(fā)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xié)調專業(yè)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fā)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fā)展了發(fā)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yè)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guī)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yè)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fā)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yè)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fā)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yè)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fā)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fā)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fā)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huán)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fā)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yè)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yè)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fā)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yè)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xié)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fā)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yè)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tǒng)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fā)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tǒng)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guī)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yè)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yōu)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yōu)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fā)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yè)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fā)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yè)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guī)於?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guī)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guī)定相應學科發(fā)展方向的共同傳統(tǒng)。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wěn)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wěn)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fā)現，分工和專業(yè)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tǒng)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fā)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yè)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yè)化，企業(yè)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yè)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yè)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yè)化經濟概念被規(guī)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yè)化和企業(yè)規(guī)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yè)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yè)規(guī)模的增加。專業(yè)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guī)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yōu)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fā)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xié)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yōu)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guī)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yè)部門的規(guī)模產生，而是由專業(yè)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guī)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yè)都是外部性的規(guī)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fā)展了線性規(guī)劃和非線性規(guī)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yè)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fā)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yōu)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yōu)包括了最優(yōu)資源配置和最優(yōu)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yōu)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yōu)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yōu)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fā)展。市場決定最優(yōu)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yōu)。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yōu)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yōu)的貿易模式和專業(yè)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yōu)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yè)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xié)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yè)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yè)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yōu)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qū)別于所有有規(guī)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guī)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fā)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yè)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yè)和景氣循環(huán)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yè)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yè)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tǒng)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fā)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yè)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四、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總結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以專業(yè)化經濟范疇取代規(guī)模經濟范疇，以內生交易費用取代外生交易費用，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取代了傳統(tǒng)的邊際分析方法，以角點均衡基礎上的全部均衡取代傳統(tǒng)經濟學的全部均衡，將經濟研究的核心從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重新轉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焦點——經濟組織問題上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恢復了專業(yè)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地位，同時，它以“分工和專業(yè)化對經濟發(fā)展的意義”為其理論內核，形成了一個各學派都可以共享的統(tǒng)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復興。

注釋:

① 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量的最優(yōu)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

② 內點解是指當決策變量最優(yōu)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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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在古典經濟學中，均衡是一個宏觀概念，它基于經濟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一個中心思想是：經濟體系可以通過價格體系這只“看不見的手”得到有效地協(xié)調，并實現有序的運轉，這一思想被后來的經濟理論進一步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斯密通過“經濟人”假設、自由市場機制和勞動價值論構筑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基礎。斯密從“經濟人”這一基石性假設出發(fā)，進而提出了以“看不見的手”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斯密認為，市場機制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理性經濟人的自利選擇行為就能夠自動地調節(jié)整個社會經濟，并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而也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生產者的利潤目標。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里，整個經濟是沿著均衡的軌道穩(wěn)步發(fā)展，人們各得其所，經濟行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論中，均衡是基于個體行為人的滿足和與計劃相互一致的一個微觀概念。經濟學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主流經濟學都提倡建立經濟體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為一個核心概念，運用數學模型來表現一個封閉系統(tǒng)。在馬歇爾的微觀經濟體系里，均衡觀念是貫穿始終的基本概念，并與邊際分析和連續(xù)性原理緊密聯系在一起。人們已經意識到在物理學概念和新古典經濟理論之間存在著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將新古典經濟學當作牛頓力學，這兩種理論都是基于“原子主義”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體現著機械論的色彩。

新古典主義從物理學中引入了類比并運用理性機制促成了瓦爾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認為不同事物之間的比較就象在不完全市場中若干行為人的博弈行為，經濟現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個帶有約束的理性選擇統(tǒng)一范式的均衡系統(tǒng)，這意味著所有的行為人都能在約束條件下實現最優(yōu)化行為。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論通過借助一個無所不能的拍賣人假設，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調整過程和均衡的穩(wěn)定性，從數學上嚴格論證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場能夠同時達到均衡狀態(tài)，商品及勞務價格等完全為人們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命題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種交易活動視為自我一致的領域，利潤最大化和均衡成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重要支柱，經濟學理論完全可以依照牛頓的經典力學方法來建立。后來，經過阿羅和德布魯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論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體系中得以更精致化，這個框架就是阿羅—德布魯范式。阿羅—德布魯范式最基本的性質是其所要求經濟運行的最大協(xié)調性與在其所允許的目標和資源使用上的豐富多樣性并存，消費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過生產者自愿供給而得到滿足。在這個范式中，每個經濟行為者只需考慮自身的偏好、利潤和價格，他們完全有能力預測所有未來的價格，即具有理性預期。對于現代經濟學家來說，阿羅—德布魯范式也成了現代經濟理論的中心結構及經濟研究的主要參照系。

二、宏觀經濟分析中非均衡觀與均衡觀的爭論

按照新古典主義正統(tǒng)的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yè)都是由個體最優(yōu)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tài)決定的，可見，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凱恩斯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通過論述其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凱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隨者通過對新古典經濟的揚棄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基礎、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轉換開創(chuàng)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論，而在于它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沖擊。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把新古典經濟學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對接起來，形成由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組成的所謂新古典綜合學派，并成為經濟學的主流，該學派在方法論上堅持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觀理論方面承襲了以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和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里抽掉了凱恩斯關于預期的非理性和未來不確定性的主要論斷，從而將凱恩斯的非自愿失業(yè)理論納入了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礎使這種對接或綜合必將面臨困惑和矛盾。

現代貨幣主義則致力于將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學拉回到古典主義的宏觀經濟思想上去，無論是在分析個人消費行為還是在論證貨幣需求上，也無論是在討論失業(yè)問題還是在討論通貨膨脹時，貨幣主義者們的研究也始終遵循著正統(tǒng)微觀經濟的思維范式，即個體優(yōu)化決策基礎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通過吸收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并增添理性預期等新的假設形成其范式基礎，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該學派假設：市場能夠自動地、連續(xù)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經濟主體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們對經濟變量的預期也是理性的，即經濟主體的預期不存系統(tǒng)性的誤差。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范式基礎完整地堅持和發(fā)展了新古典理論的范式基礎和理論體系，并且以更精確的形式表達出來，它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均衡，宏觀經濟變量與正常值的偏離是各種貨幣、技術等沖擊的結果，并最終得出了其所謂“宏觀經濟政策無效性命題”。

后凱恩斯非主流經濟學則擯棄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關注非均衡、非市場出清和隨時間的變動特征，強調經濟系統(tǒng)的動態(tài)性和力的結構，增長和動態(tài)性是其核心內容，制度和組織結構則為資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機制，所以對經濟擴張路徑的無規(guī)則本性的解釋成為其分析的焦點。后凱恩斯主義的制度主義傳統(tǒng)特征在于決定經濟行為時，突出強調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規(guī)則，其經濟思想模式關注一個沒有均衡的經濟學，它不再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經濟系統(tǒng)如何隨時間變動，并創(chuàng)造、生產、分配和使用來自社會的剩余如何能夠擴大其產量。擴展的路徑是非均勻的，并可能以無法預見的方式改變經濟系統(tǒng)的本質。因此，經濟過程被看作是無規(guī)律的，具有循環(huán)和累積因果特征。主流經濟學把經濟系統(tǒng)看作是一個封閉系統(tǒng)，而非主流后凱恩斯主義所處理的是一個開放和結構化的系統(tǒng)，它強調結構的轉換，所基于的推斷方法不是歸納或演繹而是誘發(fā)的，這種理論能夠對給定的現象分析其所強調的關系、結構、條件和機制。

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爾多所堅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爾拉斯所建構的一般經濟均衡，后來被我們這一時代的數理經濟學家予以發(fā)展，并且附以不斷增加的優(yōu)雅、準確和邏輯精確。”[2]卡爾多對正統(tǒng)均衡理論描述不充分問題的關注，形成了他對均衡經濟批判的實質性基礎。他通過對三個關鍵性領域的分析，闡述了其理論的要旨：第一個領域是關于市場是如何運行的，并且其運行模式被市場出清的價格體系所排除；第二個領域是價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競爭是如何在不完全競爭的背景下進行的；第三個領域是對遞增收益的經濟學意義的考察。[3]卡爾多還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礎之上的更大的馬歇爾式框架，以支持他對均衡經濟范式的批判。

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并非關于人們實際生活世界的理論，其研究方法實質上是脫離現實世界的一種抽象理論。為此，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針鋒相對，它通過引入粘性價格這一重要假設，認為名義變量的波動影響實際變量，因此貨幣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凱恩斯主義著重考察市場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相對價格粘性等作為理解經濟波動的關鍵。幾乎所有新凱恩斯主義者都不贊成均衡理論，他們力圖尋找市場非均衡變動的證據，并發(fā)展了具有一致微觀基礎的一系列模型。在這些模型中，他們從不完全競爭、不完全市場、非對稱信息和異質性勞動等方面來論證市場非出清及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工資調整只是逐漸緩慢的調整。他們通過把理性預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設結合進模型中，體現了名義總需求的波動是如何產生意義深刻的影響的。因此，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最根本的對立，就是各自堅持不同的范式基礎，在范式層次上對于自由市場機制的不同觀點。

當然，同均衡理論一樣，非均衡經濟理論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傳統(tǒng)的均衡分析，它還依賴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經濟現象時，仍沒有跳出均衡經濟的框架之外尋找更深層次的歷史、社會、文化及體制等因素的影響。

三、經濟演化觀的形成與發(fā)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經濟理論中，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濟均衡和演化的兩種理論，但當邊際主義開始致力于經濟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時，其演化思想便無法納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們逐漸“遺忘”掉。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也指出，經濟學的目標應當在于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但生物學概念更復雜，所以研究經濟分析對力學上的類比性給予較大的重視，并常使用均衡這個名詞。馬歇爾雖然強調時間、報酬遞增及時間不可逆性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但他意識到基于生物學思想構造經濟學理論的困難，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實上，經濟系統(tǒng)和生物系統(tǒng)一樣，演化主要是兩種機制推動的：一個是創(chuàng)新機制，通過系統(tǒng)的創(chuàng)新產生多樣化；一個是選擇機制（注：選擇機制是指經濟系統(tǒng)的制度背景會有利于某些慣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慣例。因此，選擇將改變習慣的擴散及其個人和組織的行為方式，所以社會經濟演化可看作是對多種制度進行選擇的過程。），即在這些多樣化中進行篩選。熊彼特在其《經濟發(fā)展理論》中提出了一種解釋經濟變遷和社會演進的分析框架，把其創(chuàng)新理論與達爾文的進化論聯系起來。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植根于過去的經驗傳統(tǒng)和習慣模式，主流經濟學是局限于“靜態(tài)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tǒng)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xù)變化的后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也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盵4]

早期的制度學派從一開始就摒棄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種不同的歷史主義的范式特征來透視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制度經濟的基礎包括視經濟為一復雜的演化系統(tǒng)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從而與視均衡為正常理想狀態(tài)的理念格格不入?？姞栠_爾堅持制度學派的方法論原則，認為經濟制度是社會發(fā)展過程的一部分，在一個動態(tài)經濟社會里，社會各因素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經濟的發(fā)展就是在這種相互影響的變化中進行的。加爾布雷思堅持演進和整體的方法，反對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進概念來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進思想在其方法論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倫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把演化看成是經濟系統(tǒng)技術和制度變化的基本方法，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主流經濟學沒有提供一個動態(tài)和演化的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而是采用先驗和靜態(tài)的模式，分析的結果只能與實際現實相背離。凡勃倫的制度主義傳統(tǒng)是以演化和過程為導向，強調經濟系統(tǒng)的動態(tài)性和結構，這些制度和組織結構提供了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他主張經濟學應圍繞演化和變異這個核心和主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倚重的靜態(tài)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積性因果”（注：累積性因果概念認為，人的行為是由他過去的經歷和所處的文化、宗教、環(huán)境和遺傳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具有累積性。）概念中，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演化不僅取決于外部力量的沖擊，也取決于系統(tǒng)內部的演化，人類社會的演進具有強烈的歷史累積。同時，凡勃倫還相信人類社會經濟的演進又體現出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初始條件的微小差異可能會導致迥然不同的結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來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市場競爭中的優(yōu)勝劣汰與自然選擇之間的相似性使得人們得以用進化的觀點對經濟社會現象做出解釋，并且社會的演化是自發(fā)秩序的，是通過系統(tǒng)自組織來進行，其自發(fā)秩序理論就是一種社會演化理論。他認為，規(guī)則系統(tǒng)的演化本質上是一個不同群體間自發(fā)競爭和選擇規(guī)則的過程，社會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人們理性設計的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雖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內發(fā)展起來的，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經濟人假定、穩(wěn)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諾思對制度變遷的研究，經歷了對新古典范式懷疑和修正的過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氣。諾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源于他對新古典方法論的堅定信奉；隨著他對歷史研究的深入，他發(fā)現了新古典理論在解釋重大的歷史變遷時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進而開始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修正：“長期變化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個人和組織的企業(yè)家所進行的學習。為了建設性地探討人類的學習性質，有必要廢除作為經濟理論基礎的理性假設?！盵5]最終使他背離了居于主流經濟學核心地位的自動均衡標準，走上了一條將制度變遷看作是進化的、非最優(yōu)的、路徑依賴的反叛之路。

近年來，在非主流宏觀經濟領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經濟演化理論的異軍突起。經濟演化理論起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該理論借用進化論概念，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并強調以生物進化論原理作為經濟分析的方法論基礎。演化經濟學的假設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連續(xù)分散的，它把經濟的演化過程看成是一個自行選擇的學習過程，注重對慣例搜尋和選擇環(huán)境的考察，側重分析結構不確定性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演化是非線性的、遠離均衡狀態(tài)，擁有多種選擇的方向；慣例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尼爾森在和溫特合作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一書中，運用了其在產業(yè)經濟學方面豐富的理論和經驗知識對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經驗和實際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戰(zhàn)，具體體現在他對新古典經濟學核心假定的反對，他拒絕經濟行為人在最優(yōu)化意義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變遷代替最優(yōu)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關注學習的復雜過程和知識的代際轉換；同時尼爾森和溫特還發(fā)展了一個可選擇的用于分析企業(yè)利潤最大化行為的理論框架，用一個演化模型代替最優(yōu)化模式。

總之，基于演化經濟理論建立起來的模型拋棄了利潤最大化假設，充分考慮了微觀個體的差異性、技術創(chuàng)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和創(chuàng)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從而更好地把握了經濟系統(tǒng)的運行機理和演化過程，更加符合現實經濟。

四、結語

在自然科學中，物理學總是被認為最符合科學標準的學科，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證偽主義，或者是庫恩的范式學說，都是以物理學作為藍本的。經濟學也把自己極力類比成物理學：馬歇爾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建立起均衡分析經濟學，它與經典力學共用的是一個范式，都廣泛認同以機械論和決定性為硬核的思維范式。新古典主義機械地將經濟主體的行為僅僅與過去和現在的某種激勵力量相聯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為的主體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預期必定通過發(fā)生的事情而實現。凱恩斯自稱受愛因斯坦影響，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主張發(fā)展一個廣義的經濟學，但仍不足以對新古典范式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被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新古典主義的機械論、還原論所同化。

經濟演化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是根據一般的行為經驗、習慣等日常慣例進行選擇的，它們形成人類行為選擇的價值體系。西蒙所倡導的有限理性假說，不僅成為經濟演化理論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依據，也是整個經濟演化理論的一個基石。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僅僅關心在既定的制度約束中的選擇，而忽略了人們對制度本身的選擇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均衡對于理解經濟演化沒有多大意義。基于慣例和選擇環(huán)境為基礎的演化理論與主流經濟學的均衡體系存在著很大差異，如何把經濟演化思想和傳統(tǒng)經濟理論框架有機整合，用超越靜態(tài)均衡分析的眼光審視和認識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演變歷程尚有許多工作要做，也孕育著某種新經濟理論框架體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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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圖分類號：C9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經濟社會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者都關注經濟行動中交易組織和制度，并對此展開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蓬勃發(fā)展將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對這一領域研究在基本假設、方法論主張等方面既有相同點又有所區(qū)別。本文旨在對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和主張進行簡要梳理和比較。

一、經濟學和社會學交叉研究的回顧

從學術發(fā)展史來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熊彼特、韋伯等人都使用了“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的概念。但這一時期的學科界限還不明確，學者身份往往帶有綜合性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數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對認識一些經濟現象的局限，并開始對這一方法進行反思，結果是經濟學發(fā)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趨勢，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經濟學研究出現了社會學的新取向。

經濟學對社會學問題的關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貝克爾。他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及范圍，將傳統(tǒng)的經濟學分析拓展到個人、家庭等范圍，使經濟學的研究突破了單一的物質生產領域，把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延伸到社會學領域。經濟學家的這種學科“入侵”，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會學者也嘗試用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問題。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使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的產生。他認為，社會網絡是經濟交易發(fā)生的基礎，市場是一種社會網絡，它體現了社會關系。懷特的研究極具開創(chuàng)性，這標志著社會學者開始關注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這種學科交叉，在經濟學領域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為代表，在社會學領域則表現為新經濟社會學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體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guī)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yōu)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治理結構核心概念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Williamson，1975）。諾斯（North，1981）的研究關注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中的運用。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假設

通過對科斯、威廉姆森、諾斯等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理論的研究可以發(fā)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仍然繼承和發(fā)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但這些假設相對于古典經濟學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1）“經濟人”假設。相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不關注制度或松散地對制度進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產生及變遷問題。圍繞“交易成本”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學派具體采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質上仍是“經濟人”假設下的效益最大化問題。（2）“有限理性”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主張“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扑拐J為“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這樣的假設，即人的行為都是基于當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預判后發(fā)生的行為（Coase，1994）。（3）“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暗含的“確定性”和“簡單性”假設相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環(huán)境中充滿不可預期性和各種變化，因此交易雙方都力圖將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復雜性納入契約之中，契約的達成在交易過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體系

（一）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蘭尼提出的，他在《大轉折》一書中寫道：“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中對波蘭尼的“嵌入性”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提出了“企業(yè)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著名觀點（Granovetter，1985）。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主張，確立了經濟社會學中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新經濟社會學也因此得名。新經濟社會學是建立在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的。

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都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關于個人的原子化假定，他們認為社會個體決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實并不如此，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經濟行動都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其中的一個最明顯表現就是社會的網絡關系特征，因此研究社會關系網絡是十分必要的。新經濟社會學者們普遍認為，“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是一項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假設。新經濟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學研究視角，即從社會網絡的角度關注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并對此進行廣泛研究。

（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假設

格蘭諾維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核心歸結為三個命題：即經濟行動是社會行動的一種特定類型；經濟行動具有社會性的定位；經濟制度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從新經濟社會學的上述基本命題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假設：（1）“社會人”假設。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經濟行動只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經濟行動者有多重動機。格蘭諾維特認為“盡管重要，經濟行為也僅僅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為類型?！保℅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設。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行動具有“嵌入性”，經濟行為被“嵌入在具體的、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僅僅用個體的動機來解釋”。（3）“社會建構”假設。20世紀90年代初期，格蘭諾維特闡述了“嵌入”的兩種形式，一種是關系性嵌入，另一種是結構性嵌入，新經濟社會學的關注焦點也由關系性嵌入轉向了結構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經濟制度何以被社會建構。格蘭諾維特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歸納為兩個社會命題：經濟行為總是社會性定位的，它不可能僅僅用個人動機來解釋；社會制度不可能以某種必然的形式自動地產生，而只能通過“社會建構”來形成。

四、結論和討論

在行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有不同的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中基于個體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則是建立在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基礎上，特別是強調“嵌入性”，即經濟行動嵌入于特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中。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已有的研究和基礎和假設來看，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兩種理論的不同取向，這種不同也根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不同方法論差異。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講仍然沒有突破經濟學的方法論的單一性局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式方法則是多層次多方向的，不僅限于某一單一領域。一個顯著的表現在于具體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規(guī)范分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則更像一種研究視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對地忽視規(guī)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以組織和制度分析為共同切入點，為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行動打開了新的一扇門，引領了新學科的交叉。同時，兩種理論的發(fā)展，也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兩門重要分支學科的進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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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fā)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chuàng)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fā)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zhàn)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tǒng)中新奇事物的創(chuàng)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fā)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tǒng)形成、發(fā)展的動態(tài)演化和發(fā)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tài)，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tǒng)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chuàng)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tài)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tǒng)的運行與發(fā)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tài)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tài)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tǒng)的當前狀態(tài)。這些變量或系統(tǒng)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tǒng)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tài)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xù)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tǒng)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fā)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fā)，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tài)。這種最優(yōu)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chuàng)造、企業(yè)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tǒng)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chuàng)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tài)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tǒng)的運行與發(fā)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tǒng)的創(chuàng)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tǒng)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chuàng)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tǒng)的未來結構及其發(fā)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tǒng)如果發(fā)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tǒng)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tài)，這是經濟社會系統(tǒng)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yè)平衡狀態(tài)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yè)的決策是連續(xù)的，每個企業(yè)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奥窂揭蕾嚒闭f明鎖定效應和次優(yōu)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yōu)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tài)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huán)境控制下的最優(yōu)控制和最優(yōu)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tài)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yè)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yōu)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tǒng)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tǒng)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yōu)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yōu)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yōu)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fā)，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tài)、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fā)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傊洕鷮W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chuàng)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fā)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fā)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chuàng)生和創(chuàng)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tǒng)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fā)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chuàng)新以及新資源的創(chuàng)造(即“新奇”的創(chuàng)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毖莼洕鷮W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tǒng)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fā)現，它是人類創(chuàng)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chuàng)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chuàng)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chuàng)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huán)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xù)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qū)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xù)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yōu)勢兩種途徑發(fā)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tǒng)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tǒng)(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wěn)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yè)組織。而選擇環(huán)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yōu)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wěn)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yè)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xié)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fā)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yè)慣例是企業(yè)的組織記憶，執(zhí)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yè)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yè)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yè)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yè)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yè)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yè)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yè)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yè)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fā)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fā)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chuàng)造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tǒng)內“新奇”事物的創(chuàng)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xù)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xù)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叭绻莼欢x為可觀察的系統(tǒng)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chuàng)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tǒng)或系統(tǒng)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fā)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chuàng)新”。

“新奇”創(chuàng)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chuàng)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chuàng)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tǒng)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chuàng)造。“新奇”創(chuàng)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fā)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chuàng)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yè)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chuàng)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fā)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chuàng)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chuàng)新者有較大的優(yōu)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chuàng)新者可以進行創(chuàng)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yōu)勢。

熊彼特曾對創(chuàng)新過程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研究。他把創(chuàng)新看作是經濟發(fā)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tài)演進的過程，即“創(chuàng)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fā)展中國家或地區(qū)企業(yè)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fā)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chuàng)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yè)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企業(yè)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chuàng)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qū)的案例，并對不同環(huán)境和不同產業(yè)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chuàng)新戰(zhàn)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chuàng)新系統(tǒng)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chuàng)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要協(xié)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chuàng)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tǒng)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tǒng)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tǒng)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tǒng)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fā)展是對傳統(tǒng)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huán)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chuàng)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chuàng)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chuàng)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yè)在面臨環(huán)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yè)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huán)境包括外部環(huán)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huán)境)和內部環(huán)境(如創(chuàng)新引起的變化等)。

篇5

自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來，①宏觀經濟學的發(fā)展就備受爭議。不僅因為對凱恩斯本人思想的解讀不同，導致了后來的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之爭，而且也因為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等人對凱恩斯主義的激烈批評，并最終形成了與凱恩斯主義并駕齊驅的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盧卡斯、薩金特、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更是構建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從而將新古典范式重新引入宏觀經濟學，形成了代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使得宏觀經濟學也可以基于一般均衡分析來討論總量問題和宏觀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對當代宏觀經濟學來說至關重要，雖然新凱恩斯主義以競爭者的姿態(tài)出現，但其理論內核和凱恩斯主義并沒有太多關聯，與凱恩斯本人更是保持了明顯的距離。新凱恩斯主義與其說掛靠在凱恩斯名下，不如說是掛靠在新古典范式名下，其本質上不過是新古典范式的一個變種而已。從長期看，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只不過在短期，新凱恩斯主義突出了市場非出清，從而為總需求管理政策找到了支撐點。就當代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與新凱恩斯主義來說，兩者的共性遠大于分歧。DSGE模型的形成與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兩者的分歧，并且使兩者找到了共同的微觀模型基礎，而這也恰恰是當代宏觀經濟學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反思DSGE模型的危害性，而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試圖再造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這些新的努力嘗試可能會造就一個新的宏觀經濟學，這種新范式一定不同于DSGE模型，甚至可以說DSGE模型只不過是新范式的一種特例。但這也僅僅是一種猜想而已。本文將從DSGE模型的爭議出發(fā)，通過引入行為宏觀經濟學的新探索，從一個新的視角探討宏觀經濟學的脫困之路。

一、DSGE模型的興起及其局限

自從盧卡斯等人引入理性預期假設，①宏觀經濟學找到了與新古典范式連接的橋梁，從而踏上了新古典化的演進之路。理性預期學派看似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實際上不過是尋求新古典范式的內核構建。只不過傳統(tǒng)的理性預期模型在這方面做得并不完美，其核心的問題在于，動態(tài)一般均衡模型無法處理不確定性，而宏觀經濟的特征事實離不開不確定性這一關鍵假定。后凱恩斯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批評正是從不確定性入手的，凱恩斯把不確定性放在關鍵的位置，凱恩斯主義卻把這關鍵的零部件給丟棄了。傳統(tǒng)的理性預期學派同樣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直到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傳統(tǒng)的動態(tài)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了外生的隨機沖擊，首次構造了現代的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模型，②才使得凱恩斯的不確定性假設似乎有了被有效處理的可能。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把理性預期學派推進到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即RBC理論），從而完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徹底新古典化。RBC理論的基本假設就是完全競爭市場，且保留了理性預期學派的當事人理性預期假設，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總是可以通過價格機制進行自我調整以實現均衡，實際經濟對均衡的偏離主要受實際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生產率沖擊，③因而經濟波動主要源于技術沖擊。RBC理論的思想和法瑪等人提出的有效市場假說④如出一轍，由于完全競爭市場必然是有效的，所以價格的波動主要來自隨機沖擊?；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發(fā)展的RBC理論雖然在模型上看似華麗，但因其理論假定嚴重偏離現實經濟環(huán)境而飽受批評，以至于后來的理論在保留理性經濟人假定和當事人理性預期假定的前提下，通過引入不完全競爭市場假定和短期市場不出清假定，實現了對新古典范式的更新，這種更新被貼上了新凱恩斯主義的標簽流行起來。同時，后來的理論也繼承了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fā)展的校準方法，從而讓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越來越陷入到象牙塔之中。

無論是RBC理論下的DSGE模型，還是新凱恩斯主義下的DSGE模型，核心都是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這種研究范式已經成為當代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中流砥柱。⑤DSGE模型的優(yōu)點是顯而易見的，模型簡潔，能夠把復雜的宏觀經濟問題歸約為微觀主體的最優(yōu)化決策。更為重要的是，和新古典范式一脈相承，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得以在長期的框架內堅持，而市場非出清則僅僅成為短期問題。但DSGE模型的優(yōu)點也隱含著其致命的缺陷，最主要體現在這種模型僅僅停留在抽象的理論上，缺乏對宏觀經濟事實的解釋力，更談不上有效指導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和實施。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DSGE模型根本無法做出與現實相符的有效理論預測；⑥布蘭查德也強調，DSGE模型無法讓人信服；⑦羅默更是尖銳地批評DSGE模型，認為這種模型是真正讓宏觀經濟學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⑧

迄今批評DSGE模型的人認為，這類模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理論假定嚴重脫離現實。這種批評并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特別是按照弗里德曼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觀點，假定是否符合現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論本身的預測力。此外，對DSGE模型的批評還出現了另一類偏見，就是只針對這類模型的技術細節(jié)加以討論，而對一個理論體系來說，技術細節(jié)僅僅是實現理論邏輯的一個手段，并非理論的內核?？梢哉f，迄今關于DSGE模型的討論都忽略了更為關鍵的理論內核問題，這個內核就是宏觀經濟學理論模型賴以生存的根基。對宏觀經濟學理論來說，內核體現在微觀基礎上，有什么樣的微觀基礎，就有什么樣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邏輯。DSGE模型正因為缺乏一個科學的微觀基礎，才導致其理論模型缺乏預測力和解釋力。

無論是RBC理論下的DSGE模型，還是新凱恩斯主義下的DSGE模型，本質上都保留了新古典范式必備的理論假定，即理性經濟人假定和理性預期假定，后者只不過是針對時間決策而言的。事實上，只要理性經濟人假定得到滿足，理性預期假定就會自動得到滿足。這是因為當事人在充分理性的前提下，必然可以理性預期未來所有時點的相關信息，并依據這些信息做出最優(yōu)化的決策。在跨期決策當中，并不存在時期的局限，多期決策和無限期決策對決策者的理性要求是等價的。給定長時期決策，只要理性經濟人擁有經濟均衡所需的全部信息，就必然可以做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這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論內核，這一內核在DSGE模型中得以充分的體現，自動成為DSGE模型的理論內核。因此，DSGE模型的問題其實就是新古典范式的問題，批評DSGE模型應該針對新古典范式，而不是這類模型的技術細節(jié)，否則就本末倒置了。

從理論預測上看，相較于法瑪等人發(fā)展的有效市場假說，DSGE模型有著類似的理論預測。給定當事人是理性經濟人，那么有效市場假說要求當事人能夠獲得決策所需的充分的信息集，決策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信息充分，決策理所當然是最優(yōu)的。除非經濟系統(tǒng)受到意外的沖擊，即隨機事件發(fā)生了（反映了凱恩斯的不確定性的思想），否則宏觀經濟總能實現有效均衡，對均衡的偏離不過是隨機沖擊的結果。通過引入隨機沖擊因素，DSGE模型實際上做了一個理論上的防御，也就是說，這個模型的構造并不依賴于傳統(tǒng)新古典理性經濟人所要求的那種完全理性，這就意味著理性預期下的理性經濟人有可能犯錯誤，這錯誤是來自隨機事件的擾動。DSGE模型以為這樣就可以避免受到批評者對完全競爭市場的攻擊了。但這種理論上的防御并不成功，原因在于DSGE模型依舊假定了經濟系統(tǒng)中代表性當事人的同質性，即便這種同質的當事人是理性預期的，并非完全理性的。同質性的假定把理性預期的當事人趨近為新古典理性經濟人，從而并沒有在理論上有實質性的改變。因為在同質性當事人的假定之下，從個體到總量僅僅是一個簡單加總，那么宏觀問題也就是一個微觀問題，這種看似把宏觀和微觀一體化的模型處理讓宏觀經濟理論變得更為簡潔，但同時也讓宏觀經濟理論規(guī)避了經濟系統(tǒng)固有的復雜性。①

代表性當事人和隨機沖擊相結合的做法也顯得很荒謬。在DSGE模型中，經濟波動主要來自于虛構的外生沖擊，比如技術沖擊、價格沖擊和偏好沖擊等，問題在于，這些外生沖擊完全獨立于當事人行為，因而可以看作是某種隨機因素的結果。這樣一來，經濟波動也變成了外生的，當不存在這些外生沖擊時，宏觀經濟處于均衡狀態(tài)；只有當這些外生沖擊出現，經濟才發(fā)生波動。而類似技術沖擊本身是一種長期因素，既然如此，一旦發(fā)生了技術沖擊，經濟就不僅僅是波動了，而是會長期偏離原先的均衡。這并不符合隨機性。而價格和偏好沖擊等可以視為短期因素，這些短期因素顯然和當事人的行為有關，應該內生于經濟系統(tǒng)當中。同樣的價格變化和偏好變化，哪些是內生的？哪些是外生的？DSGE模型根本無法說清楚。難怪羅默說，DSGE模型看似有微觀基礎，實際上這個基礎并不存在。②克里尼克也指出，DSGE模型目前不足以刻畫真實的經濟行為，更談不上建立一個合理描述經濟行為的微觀基礎。③這種理論上的固有缺陷直接導致了DSGE模型無法有效描述和解釋眾多經濟波動的特征事實。①此外，為了有效處理參數識別和估計問題，DSGE模型引入了校準或貝葉斯估計等方法，同樣是因為缺乏一個合理的微觀基礎，才導致了這些方法天然地表現出主觀性太強的特點，它們完全取決于研究者自身的直覺，和經濟系統(tǒng)的特征事實毫無關系。這種主觀性導致了DSGE模型的研究結果的可信性大幅度下降，或者說得更直白點，采用DSGE模型可以按照研究者的需要來量身定做研究結論，這就完全違背了科學研究的性質。②因此，DSGE模型的許多研究都值得高度懷疑。③

新凱恩斯主義的DSGE模型試圖通過引入不完全競爭市場假定來彌補傳統(tǒng)新古典范式的不足，但其理論假定依舊高度依賴理性經濟人和理性預期假定，這就產生了這類模型內在的邏輯上的矛盾。④不完全競爭市場意味著市場的有效性難以保證，甚至市場的均衡難以保證。而DSGE模型在當事人理性預期下并不會出現這方面的問題。不完全競爭市場看起來更像是強加給DSGE模型的一個外生假定，除了讓模型看起來有現實基礎外，實際上并沒有多大的存在價值。之所以存在這種理論上的內在矛盾，歸根到底還是和這類模型沒有科學的微觀基礎有關，這也導致癡迷DSGE模型的宏觀經濟學家對模型方法的渴求遠大于對經濟現實的觀察和理解。如同克里尼克的極為坦率地批評，DSGE模型使相關的宏觀經濟學家逐漸成為缺乏經濟思想的人。⑤羅默甚至說，DSGE模型之所以毛病百出，還雄踞宏觀經濟理論的頂端，不過是因為盧卡斯、薩金特等宏觀經濟學家的利己心作祟。⑥按照羅默的說法，崇尚DSGE模型的宏觀經濟學家并不是出于探求真理的動機，而僅僅是出于通過構建一個有門檻的理論來獲取個人名利的動機，本質上說，DSGE模型成了這些經濟學家尋租的工具。

當然，DSGE模型也有一些改變，比如引入市場摩擦、引入當事人異質性、引入當事人的適應性學習機制等等。而這些努力一部分看起來是在新古典范式內掙扎，另一部分則試圖跳出新古典范式，通過引入新的范式來實現DSGE模型的蛻變。只不過這種蛻變后是否還是DSGE模型的問題還有待觀察。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正努力擺脫新古典范式的束縛，這一變革的核心就是重塑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而這一切都和行為經濟學密切相關。

二、行為宏觀經濟學已經做了哪些工作？

DSGE模型的關鍵缺陷在于沒有構建一個科學的微觀基礎，但這不代表宏觀經濟學理論就沒有這方面的努力。和DSGE模型相反，行為宏觀經濟學致力于重構微觀基礎，讓微觀基礎有科學的依據，從而有可能引領宏觀經濟學走出DSGE模型的錯誤泥沼，走向正確的方向。行為宏觀經濟學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性，是因為它的出現一開始就是針對新古典范式的理論內核。傳統(tǒng)的宏觀經濟學在構建微觀基礎時，高度依賴代表性當事人的跨期決策，在具體模型構建上表現為貼現效用函數的各種形式，但這種處理難以解釋社會經濟中的異象。⑦行為經濟學家通過引入有限理性假定，替代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預期假定，從而建立了新的宏觀經濟學的范式，這一新范式被阿克洛夫在諾獎致辭中首次用“行為宏觀經濟學”一詞命名。①阿因斯理和哈斯拉姆、②弗雷德里克、羅文斯坦和奧多諾休③綜述了時間偏好的研究成果。德里斯科爾和豪登對行為宏觀經濟學模型進行了系統(tǒng)綜述。④迄今為止，行為宏觀經濟學分別從跨期選擇模型再造、消費和儲蓄理論更新以及經濟波動等宏觀經濟學總量問題的行為解釋等多個方面出發(fā)，開始嘗試重構宏觀經濟理論，并展示出一種新的宏觀經濟學理論范式的雛形。

（一）跨期選擇模型再造

行為宏觀經濟學首先從最基礎的跨期選擇模型入手，在證偽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經濟人假定和理性預期假定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跨期選擇理論，這一理論目前已經有取代傳統(tǒng)新古典范式的趨勢。在這項全新的理論探索過程中，芝加哥大學的塞勒教授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塞勒采用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設計了一個跨期選擇實驗，在這項實驗中，被試針對某些特定金額的收入，估計不同期限后的等價金額。⑤比如，針對15美元的選項，要求被試估計1個月以后、1年以后以及10年以后的等價金額。這實際上是測試被試針對15美元收入在不同時期的主觀價值。實驗結果表明，在被試心理估價過程中，15美元1個月后相當于20美元；1年以后相當于50美元；10年以后相當于100美元。這意味著對被試而言，平均來說，1個月的貼現率是345%；1年的貼現率是120%；10年的貼現率是19%。顯然，貼現率是非線性衰減的。

塞勒的這個實驗結果實際上證偽了新古典范式關于偏好的時間一致性假定。按照新古典范式的跨期選擇模型，貼現率在不同時期都是一模一樣的，存在一個無限期的內在一致的貼現率。這種貼現率和理性預期及當事人同質的理論假定是一致的。對理性預期當事人來說，能夠充分估計未來每一期限的時間價值，從而未來任意兩個期限之間的相對價格都是一樣的，特定時點不影響當事人的決策，影響決策的僅僅是現在和未來的時間偏好。只要給定新古典理性經濟人假定，這個時間偏好不受具體時間的影響，存在穩(wěn)定性和內在一致性。但塞勒的實驗結果恰恰證明，當事人存在不一致的時間偏好，即時間偏好是不穩(wěn)定的，這就意味著新古典范式的理論假定本身存在錯誤。

對塞勒而言，真實的被試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時間偏好：首先，當事人存在異質性，并且無法像新古典理性經濟人那樣做出時間一致的跨期評價，具體時間對當事人的時間偏好產生了影響。這說明理性預期假定得不到實驗數據支持。當事人的這種偏好特征實際上體現了其認知上的框架效應，具體時間點構成了決策的框架，對當事人的決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正是當事人有限理性的體現。其次，當事人表現出了認知上的確定性偏見。在具體實驗數據上體現為，時期越近，被試賦予的貼現率越高；時期越遠，當事人賦予的貼現率越低。這種確定性偏見決定了當事人缺乏遠見，存在短視，這同樣完全違背了理性預期假定。最后，即便在同一時期，當事人針對不同的金額的主觀評價也存在巨大差異，即存在“量值效應”。這種效應同樣和框架效應有關，不同金額的標的構成了當事人的決策框架，顯著影響到其決策，這說明人們計算能力通常都非常有限。

塞勒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對新古典范式是一個沉重打擊，并引發(fā)了眾多后續(xù)研究，這些研究進一步發(fā)現，收益和損失對貼現率也有差異化影響：人們對收益賦予的貼現率相對更大；人們更偏好遞增收益序列，厭惡遞減的收益序列；每一期的消費和效用不獨立，某一期的消費和效用和過去某期或過去多期的消費和效用相關，等等。①萊伯森基于塞勒等人的早期研究結果，構建了全新的行為跨期效用函數，以期替代傳統(tǒng)的新古典貼現效用函數，②這個新函數被稱為“準雙曲”貼現函數。基于這一新函數，可以證明消費在不同時期的不獨立性；消費者的確存在心理賬戶假說；李嘉圖等價等經典宏觀經濟學命題都不成立。

（二）行為消費和儲蓄理論

宏觀經濟學最初是從總需求開始分析的，核心是構建一個關于家庭消費和儲蓄的理論。家庭消費無論是取決于家庭的當期收入，還是取決于家庭的持久收入或相對收入，抑或家庭根據整個生命周期進行平滑，核心都在于家庭消費決策和收入總量有關，和收入來源無關。也就是說，傳統(tǒng)的家庭消費和儲蓄理論中，收入都是同質化處理的。但塞勒在一系列研究中發(fā)現，傳統(tǒng)理論的這種邏輯存在錯誤，也得不到相應的實驗證據的支持。塞勒發(fā)現，家庭的消費和儲蓄決策和其具體的收入來源有關，收入來源形成了家庭消費和儲蓄決策的框架，這就意味著不同收入來源下，相應的收入水平會表現出各自的消費傾向，即消費傾向具有異質性，這種現象被稱為“心理賬戶（MentalAccounting）”假說。③

塞勒揭示了家庭日常消費和儲蓄決策時的一個常識，即人們通常會對自己的所得進行分類管理，比如在現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證券投資、不動產投資等多個賬戶上進行合理配置，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收入來源結構。給定這一結構，人們在進行消費決策時，會根據流動性大小來依序花費，比如先花零錢，零錢不夠了動用活期存款，依此類推。人們總是把長期資產作為一種儲蓄，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并實現平滑消費。在這個過程中，家庭實際上完成了兩次賬戶構建：一是獲取收入時，家庭會根據不同的收入來源配置相應的賬戶，比如偶得收入或意外收入通常更多地配置在現金賬戶上，而工資和獎金等常規(guī)收入則會更多地配置在長期資產上；二是家庭會根據不同賬戶類型主觀設定相應的邊際消費傾向，比如現金通常被用于完全消費，而其他賬戶資金則會在消費與儲蓄之間權衡，長期資產主要用于儲蓄。這兩個層面導致了家庭在不同收入來源和邊際消費傾向之間建立了某種內在的關聯性，從而形成了消費傾向的異質性。由于家庭短期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更高，遠期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更低，家庭在消費和儲蓄決策上就恰好展現出雙曲偏好的形態(tài)。因此，塞勒的心理賬戶理論實際上是萊伯森的雙曲偏好理論的微觀基礎。

以心理賬戶理論和雙曲偏好理論為基礎，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構建了行為消費和儲蓄理論，以此作為傳統(tǒng)消費理論和儲蓄理論的替代范式。行為消費和儲蓄理論給宏觀經濟學提出了新問題：假如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存在異質性，那么簡單地依據總量進行總需求管理可能就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是說，宏觀經濟學過去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效果不好，很可能就是與其對家庭消費和儲蓄行為的理解不恰當有關。行為消費和儲蓄理論通過引入家庭的認知基礎，給家庭消費和儲蓄行為建立了一個更科學的微觀基礎，從這一基礎出發(fā)，可以探求參與人的認知心理和社會心理對宏觀經濟總量變化的作用機制。盡管這些作用機制在凡勃倫和卡托納等人的著作中早就有了初步的說明。特別重要的是，行為消費和儲蓄理論能夠揭示參與人的拖延、順從、意志力、心理的內在緊張、誘惑、從眾、炫耀等認知心理和社會心理特征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這就為未來構建總需求的微觀基礎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向。實際上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探索。

（三）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宏觀經濟波動

微觀主體的認知偏見會產生諸多宏觀后果，①這是行為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發(fā)現。早期阿克洛夫和耶倫等人提出了一個效率工資模型，用以解釋勞動供給行為。按照這個模型，企業(yè)為了激勵工人，采取高于均衡工資水平的效率工資，導致產出增加；但效率工資會降低工資調整的靈活性，導致宏觀層面勞動市場無法及時出清，從而帶來失業(yè)。也就是說，通過效率工資模型可以初步解釋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這是新凱恩斯主義的微觀基礎之一。問題在于，為什么效率工資會導致短期失業(yè)和經濟波動？這在機制上似乎還很模糊。后來阿克洛夫等人進一步引入企業(yè)和家庭的有限理性假定，他們把企業(yè)和家庭分為兩類，一類是理性預期的，一類是近似理性的。理性預期的企業(yè)會準確預期到通脹率，并以此決定支付給工人均衡的工資水平；而近似理性的企業(yè)則只能預期到部分通脹率，從而導致這類企業(yè)的工資水平偏離均衡工資水平。由于總體經濟中的平均工資水平為兩類工人的加權平均工資，所以宏觀層面的平均工資水平是對均衡工資水平持續(xù)偏離的，市場不可能出清，從而菲利普斯曲線呈現出非線性特征。②

按照附加有限理性的新的菲利普斯曲線，在宏觀經濟中，失業(yè)率和通脹之間不再存在單一的關系，而是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傳統(tǒng)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基于單一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進行設計，目標就是在通脹率和失業(yè)率之間做出權衡。而一旦菲利普斯曲線并不存在這種單一關系，簡單地權衡通脹率和失業(yè)率就可能是完全錯誤的。根據行為宏觀經濟學的非線性菲利普斯曲線，傳統(tǒng)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無效，這看似與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結論類似。實際上，行為宏觀經濟學的政策無效性命題并非指宏觀經濟政策真的無效，而是強調簡單權衡通脹率和失業(yè)率的政策無效。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考慮微觀主體和宏觀總量之間的復雜機制，而不僅僅是相機抉擇的簡單化的總量政策。同樣，由于微觀主體的認知偏見會帶來復雜的宏觀經濟績效，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等強調的固定規(guī)則的宏觀政策同樣也會失效。例如，格拉海姆和斯諾維瑞在交錯合同模型中引入雙曲偏好，發(fā)現在交錯合同與雙曲偏好的相互作用下，貨幣政策具有長期實際效應。③類似的，福斯特等人分別假定了理性預期、準理性模型（自然預期）和直覺三種認知模式，發(fā)現三種預期下的宏觀經濟波動路徑存在顯著差異，這就導致宏觀經濟政策出現明顯的分歧和績效差異。④而羅森巴特-維希把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價值函數引入新古典增長理論，結果發(fā)現參與人的有限理性和社會性會顯著影響長期增長路徑，并且這種影響機制讓短期和長期的簡單兩分法變得毫無意義。⑤

三、結論：宏觀經濟學的自我救贖

DSGE模型看似精致美好，但由于其自身的理論假定的局限，導致這類模型并不具有有效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甚至可以說，這類模型已經成為相關宏觀經濟學自得其樂的工具，而不是科學研究本身。究其原因，就在于當代宏觀經濟學無法擺脫新古典化的窘境。新古典化容易讓一個理論獲得簡潔之美，同時也讓一個理論喪失科學之魂。即便新凱恩斯主義下的DSGE模型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假定，這一變革也并不足以矯正這類模型的錯誤。這是因為最核心的理性經濟人假定和理性預期假定得到保留，而只要存在這兩個假定，甚至不完全競爭理論本身是否在長期成立都是一個問題。按照新凱恩斯主義DSGE模型的邏輯，不完全競爭只能是短期現象，而不會是長期現象。事實上，即便在超長期，完全競爭市場也幾乎沒有存在過。

篇6

制度經濟學對于中國學者并不是陌生的東西。且不說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如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被翻譯介紹到了中國。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如加爾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論，也都時髦過一陣子。更不可忘記的是，馬克思經濟學本質上也是一種“制度經濟學”，并且還是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先驅。然而，人們在狂熱推介新制度經濟學時，卻很少有人比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體系之間的歷史聯系，甚至還斷然否認它們之間存在任何理論關聯性?；诖?，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歷史演進和邏輯聯系兩個方面，把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經濟學進行一番比較研究，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經濟學比舊制度經濟學有質的飛躍

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已經有百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形成時期，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為主要代表；第二階段為過渡時期，以艾爾斯、貝爾、米恩斯、加爾布雷思等為主要代表；第三階段為發(fā)展時期，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等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經濟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眾多、成分復雜的龐大理論體系。雖然加爾布雷思等人的理論曾經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而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成了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的專有名詞，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稱為舊制度經濟學。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認他的理論與舊制度經濟學有什么關系。他把新制度經濟學稱為當代經濟學，而舊制度經濟學則稱為近代制度經濟學。他認為，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扑沟闹饕碛墒牵骸敖贫冉洕鷮W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tǒng)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tài)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東西，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留下什么理論工具(或范式)供別人或后人去使用”?？扑购褪┑俑窭諏εf制度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劃清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們否認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理論淵源關系，則不符合實際。

且不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重視制度因素分析這個基本點上與舊制度經濟學一脈相承，繼承了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傳統(tǒng)和思路；在許多基本理論范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新舊學派之間的傳承關系?；蛘哒f，在舊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范疇的雛形。例如，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交易費用范疇，與康芒斯的交易范疇就有理論淵源關系?？得⑺拱选敖灰住弊鳛榕c“生產”概念相對應的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對交易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與分類。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活動是“制度”的最基本單位，制度只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因此對不同類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轉化為對不同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樣，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不過，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學、心理學、法學及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提出“交易費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經濟學作為最重要經濟制度的產權范疇，從舊制度學派那里繼承的思想遺傳更多。凡勃倫提出無形財產的概念，并認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礎，這樣就為公司產權分析開辟了道路。康芒斯強調所有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從所有權稀缺到制度稀缺展開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體行動來建立秩序的制度體系。艾爾斯、貝爾和米恩斯等人繼承凡勃倫傳統(tǒng)，以技術與制度的矛盾為主線，深入分析公司內部權利結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研究，直接為產權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如果進行更仔細的比較分析，幾乎所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或深或淺都閃耀著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學派繼承了舊制度學派的傳統(tǒng)，在研究出發(fā)點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理論生涯的。凡勃倫擯棄了邊際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認為馬歇爾建立在資本主義“和諧”基礎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論”，與事實不符。并且，龐巴維克把人從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抽取出來，孤立地分析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途徑，也是錯誤的。他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主張建立分析制度變遷的“演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家一直沿襲著“凡勃倫傳統(tǒng)”，無不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經濟人”基本假定的修改，從制度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以建立一個與新古典迥異的制度經濟學體系。

指出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要抹殺它們之間的區(qū)別。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新意所在。的確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學派的革命性轉變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規(guī)范來展開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實證科學的范疇，從而使制度經濟學發(fā)生了質的飛躍，真正成為了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為了簡明起見，如果不考慮在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創(chuàng)新，從總體上看，新制度經濟學相比舊制度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主要有四點：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凡勃倫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學方法，康芒斯應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學派嚴格按照實證性的新古典方法進行研究。誠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統(tǒng)的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fā)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是用經濟學方法去研究制度問題，大大拓寬了理論視野和提高了理論的邏輯實證性。二是理論體系上的創(chuàng)新。除了康芒斯試圖創(chuàng)建一個理論體系之外，可以說舊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完全不成體系。而新制度學派依托較為成熟的新古典體系來展開理論分析，就使其理論大致能夠保持邏輯一致性。雖然目前新制度經濟學還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初步可以自成體系了。三是基本理論范疇上的創(chuàng)新。舊制度學派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凡勃倫的“無形財產”、“有閑階級”、“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導向”等等，但基本上沒有形成嚴格的理論范疇。相比之下，新制度學派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范疇，而且范疇的界定相對嚴格規(guī)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費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發(fā)現新大陸一樣開辟了一片新領域，形成了經濟學上的一場革命?！敖灰踪M用”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產權結構、關系、外部性問題、集體行動、尋租活動、多種體制組織形態(tài)的形成和發(fā)展、經濟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最后，表現為研究領域方面的創(chuàng)新。舊制度學派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在企業(yè)層面或微觀經濟領域，新制度學派的理論視野卻要廣得多。雖然企業(yè)內部的產權結構及組織仍然是一個研究的重點，但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及其理論應用，從微觀到宏觀，從企業(yè)到國家，從經濟到政治，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到歷史的制度變遷，已經涉及到社會經濟一切領域，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個開放的龐大的理論體系。

二、新制度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創(chuàng)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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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間經濟學的發(fā)展歷程

空間經濟學的發(fā)展大概有180多年的歷史，生產區(qū)位理論是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首先，德國的經濟學家利用比較成本學說和地租學說，始創(chuàng)了古典區(qū)位理論。其代表學者馮·屠能駐足農莊十載研究農業(yè)的區(qū)位問題。馮·屠能所持的理論強調的是在農業(yè)的布局與經營的方式上，與距離相關的地租與運費是最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對空間經濟學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有勞恩哈特和韋伯。勞恩哈特構造了一個區(qū)位三角形，尋找使“里程運費在生產的區(qū)位中必須保持平衡”的最小值點，即區(qū)位三角形的極點。阿爾弗雷德·韋伯創(chuàng)立了工業(yè)區(qū)位理論，他在該理論中闡述了嚴謹的原理與規(guī)則，搭建了完整的理論框架，此外他還指出了影響工業(yè)具體區(qū)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紀初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各企業(yè)為了獲得利潤開始高度關注區(qū)位選擇的問題。在該領域研究的學者越漸增多，其代表學者提出的理論具有很深的影響力。恩格蘭德爾和普瑞德赫爾兩位學者把區(qū)位選擇融入價格理論進行研究。帕蘭德創(chuàng)立的不完全競爭空間市場理論成為區(qū)位選擇的高層次的發(fā)展階段。而德國的一位著名地理學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論。此外德國的經濟學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把中心地理論加以完善從而建立了產業(yè)市場區(qū)位論。以上的理論屬于古典區(qū)位理論，主要利用完全競爭市場的價格理論來研究微觀主體的最優(yōu)區(qū)位選擇問題。

此外，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各種分析方法和理論的逐漸成熟，則新古典區(qū)位理論問世了。新古典區(qū)位理論更接近現實，其核心是宏觀最優(yōu)區(qū)位選擇過程中一般均衡問題而不是只關注區(qū)位選擇時局部均衡問題。所以新古典區(qū)位理論提出了“網絡區(qū)位”。該時期的主要代表學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凱克尼等。

二、克魯格曼對空間經濟學的貢獻

盡管區(qū)位理論擁有長久的歷史，但是長期以來，空間就一直沒有能夠被成功地結合進經濟理論的主體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間經濟的兩個最重要特征即運輸成本和生產與消費的報酬遞增在標準的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中雙雙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fā)表了“壟斷競爭與最優(yōu)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個分析壟斷競爭的一般分析模型（簡稱D-S模型）此模型成為解決運輸成本與報酬遞增等一系列問題的強大而有力的工具?？唆敻衤迷摻＜夹g發(fā)展了新國際貿易理論。在新國際貿易理論中，他把固定規(guī)模報酬這一傳統(tǒng)假定去掉，于此同時提出了規(guī)模經濟，他指出在規(guī)模經濟和收益遞增的驅動下，由于產出規(guī)模擴大而帶來的生產成本下降，促進了各國通過發(fā)展專業(yè)化的貿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還指出貿易與區(qū)域發(fā)展是分不開的，他在貿易理論與區(qū)位理論兩者之間建立了聯系，從而很好的利用運輸成本和外部規(guī)模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釋了區(qū)域中心與格局、區(qū)域的工業(yè)集中等空間經濟問題。1991年，克魯格曼在“報酬遞增與經濟地理學”中，創(chuàng)造性的創(chuàng)立了新經濟地理學核心模型，又稱核心-邊緣模型，該模型的創(chuàng)建把空間經濟融入了主流經濟學當中，從而帶動空間經濟學實現了質的“飛躍”。

盡管經濟學家在早期就開始關注區(qū)位與貿易地理和微觀主體之間的關系，但一直以來經濟地理學并沒成為經濟學的一部分。然而保羅·克魯格曼的巨大貢獻使得經濟地理學融入主流經濟學，更改了主流經濟學忽略空間結構的歷史軌道，進一步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在保羅·克魯格曼的倡導下，許多經濟學家投入空間經濟學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認可。

保羅·克魯格曼的另一個貢獻是開創(chuàng)了一種研究的思路，該思路指的是通過引用規(guī)模報酬遞增來分析并解釋了集聚的模式，這樣使得經濟地理學中的多種不同方法彼此連接從而形成了統(tǒng)一框架。保羅·克魯格曼所創(chuàng)立的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個理論基礎之上的：首先是關于規(guī)模報酬遞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競爭模型；最后是關于運輸成本，保羅·克魯格曼使用了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創(chuàng)建的冰山理論，通過一系列假設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邊緣模型。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極大的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發(fā)展。引進空間的概念后，在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可以在空間和時間兩方面同時思考和研究，將區(qū)域經濟，產業(yè)經濟，貿易等眾多領域的經濟問題都能歸屬于同一個框架之中。

三、空間經濟學應用于中國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思考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差各異。80年代以來，我國也有學者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稱之為區(qū)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但是我國的區(qū)域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一直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沒有構建出來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大多數研究的是關于實際問題和任務的對策性研究，研究的重點核心內容是區(qū)域政策，區(qū)域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較為統(tǒng)一的認識，于是在理論方面目前還是沒有形成體系。二是缺乏微觀理論基礎。三是區(qū)域經濟分析的邏輯前提不清楚。四是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理論問題：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理論來自于宏觀經濟學和發(fā)展經濟學；區(qū)域產業(yè)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yè)經濟學；區(qū)域空間結構理論來自于地理學。區(qū)域經濟學關于區(qū)域經濟的核心問題（區(qū)域經濟發(fā)展）還缺少自己的理論。

因此，區(qū)域經濟學此門學科的理論體系建設是我國區(qū)域經濟學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魯格曼建立的新經濟地理學對于我國學者進一步研究區(qū)域經濟學以及區(qū)域經濟學科理論的搭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釋非均衡發(fā)展區(qū)域、地域集中和增長極的快速增長；可以分析并闡述區(qū)位與產品的差異，公司如何選擇自己的區(qū)位；分析空間的比較優(yōu)勢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貿易模式；全球化與區(qū)域化的關系等；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現實的區(qū)域經濟問題例如改革開放梯度推進的空間決定因素、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地域差異比較、中心地區(qū)的現實選擇、參與經濟一體化的利弊分析等。

盡管有人指出該理論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羅·克魯格曼對該理論的不斷完善和引領下，空間經濟學不但可以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學科，而且為中國這一強大的發(fā)展中國家進一步研究和發(fā)展空間經濟學起到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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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發(fā)展的歷史已有200年之久，其間許多經濟學家都為這門學科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經過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經濟學從重商主義到古典經濟學派再到新古典主義學派，已經發(fā)展得越來越完善。任何學術理論都要經歷一個逐漸發(fā)展、完善的過程，經濟學理論也不例外。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各個階段不同學派的核心思想以及他們對后世的影響。

一、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是十七到十八世紀在歐洲頗受歡迎的政治經濟體制。它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認為金銀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一國積累的金銀越多，就越富強。他們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禁止金銀輸出，增加金銀輸入，即一國的國力基于通過貿易的順差——即出口額大于進口額來積累財富。這種政治經濟體制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財富的意義。

二、古典經濟學

在凱恩斯經濟學理論誕生之前，經濟學理論無疑被古典主義學派所統(tǒng)治著，并對經濟學未來理論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以后的經濟理論的發(fā)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其中以英國跟法國的經濟學家貢獻最大。英國的威廉·配第和100年后的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以及法國的布阿吉爾貝尓和魁奈。斯密在這一過程中的貢獻是巨大的，他詳細地分析了重商主義，讓人們對重商主義有了一個較為系統(tǒng)全面的認識，自從他指出重商主義的缺陷之后，重商主義也就開始走向末落。斯密從幾個方面指出了重商主義理論的缺陷。首先，他批判了重商主義認為金銀才是財富的組成的觀點。他指出只有增加一國的勞動產出，或是增加一國的國民收入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的增加。其次，他認為，盡管后期重商主義的理論有所改進，從認為必須把貨幣貯藏在國內到后期的放寬要求，認為只要保證輸出大于輸入（即有凈輸入）以獲取貨幣流入本國，但是依然是值得懷疑的。綜上所述，斯密是自由貿易理論的熱衷者，是貿易管制理論的反對者。影響斯密對重商主義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英國的環(huán)境，斯密的經濟學理論產生在英國工業(yè)革命前夕，在這個時期，英國的經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個時期，英國打敗了西班牙奪得了海上霸權，之后通過大量的海外殖民瘋狂地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英國的資產階級們在這個過程中攫取了空前的利潤，從而為英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是由于之重商主義理論的影響，當時的種種貿易保護政策開始逐漸表露出對英國繼續(xù)發(fā)展經濟的限制。同時英國的資本家們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在其他國家的競爭當中已經處于優(yōu)勢地位，所以更加促使他們推崇自由貿易的學說。從而影響到斯密自由主義的觀點。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堪稱古典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它使得工業(yè)化不再停留于發(fā)明機器制造產品的階段，而是真正對社會發(fā)展起了革命性的意義。如果說牛頓為工業(yè)革命創(chuàng)造了一把科學的鑰匙，瓦特拿著這把鑰匙開啟了工業(yè)革命的大門，那么斯密則是揮動一只看不見的手為工業(yè)革命締造了一個新的經濟秩序。

三、新古典經濟學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古典主義學派得以發(fā)展，經過一系列的革命，經濟學理論被賦予了大量的新鮮血液。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眾多著名的經濟理論學家對此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不得不承認馬歇爾是當仁不讓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標志性的代表人物。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yè)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的基礎之作。《經濟學原理》一書把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的古典經濟學，以及邊際主義學說等，組織和融合到了一個更為廣泛的體系之中。然而這并不是雜亂無章的隨意拼湊，而是有巧妙的構思和嚴密的體系。這是繼約翰·穆勒對古典經濟學進行綜合之后的又一次經濟理論大綜合，在融合了供求理論、生產費用理論、邊際效用理論、邊際生產力理論等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幾乎包含了當時經濟學界絕大部分的觀點和主張，把自由競爭時代的經濟學作了最為全面的總結，因而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經濟理論體系，居于歐美經濟學界的主流和中心地位達數十年之久。他的經濟學說構成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外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他培育出來的一大批弟子。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的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實際上，庇古在幫助馬歇爾傳播其經濟理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通過在劍橋大學為學生們講課，幫助馬歇爾傳播了他的理論。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還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他的另一個得意門徒——凱恩斯。在馬歇爾的眾多弟子中凱恩斯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毫無疑問，他是最有影響力的。他的《就業(yè)、利息、貨幣通論》的出版，標志著一個全新的獨立經濟學體系的誕生。標志著凱恩斯完成了從傳統(tǒng)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向自己創(chuàng)立的新經濟體系的過渡。

在《就業(yè)、利息、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否定了傳統(tǒng)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古典經濟學派相信經濟規(guī)律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并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同時也認為在這種經濟規(guī)律下，供給本身能夠創(chuàng)造需求（薩伊定律），因此只要倡導自由主義，就能夠實現均衡。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理論貌似非常完美，但是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有大量的脫離現實實際情況的假設。就比如薩伊定律，認為供給可以自行創(chuàng)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經濟危機。但是1929到1933年爆發(fā)的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蕭條，失業(yè)嚴重等問題的出現，根本無法解釋，更不能為擺脫危機提供“有效”對策。這種主張自由經濟的思想在國富論醞釀出版的時候可能是實用的，因為畢竟世界剛剛進入工業(yè)革命的大門，生產力的發(fā)展雖說有提高，但是沒有達到無法控制的狀態(tài)，當時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斯密關于人們是經紀人為了謀求自己私利而做出決定的假設。然而隨著工業(yè)革命的逐漸遞進，世界資本財富的迅速積累，壟斷廠商的出現，信息量迅速上漲等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種種違背斯密經紀理性人的假設出現的時候，這只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制就失靈了。凱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他認為無法充分就業(yè)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預期可給雇主（企業(yè)）帶來最大利潤量的社會總需求，亦即與社會總供給相等從而處于均衡狀態(tài)的社會總需求，而總供給可以看作一個外生變量它是由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yè)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但是，在現實情況中，放任經濟自由發(fā)展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因此為了提升國家的財富，他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yè)。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革命。伴隨著預期革命，以及張伯倫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

四、結語

這一時期確實是西方經濟思想史上非同尋常的一頁，在近200年的時間內，有眾多的經濟學家為經濟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使經濟學理論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從重商主義到古典主義學派再發(fā)展到新古典主義學派，從主張貿易保護，到推崇自由發(fā)展經濟，再到凱恩斯的倡導政府干預，這么快的理論發(fā)展是不常見的。正如我們所知，一種新的理論的發(fā)展一定伴隨著有問題的舊的理論的消亡，如上面所述，雖然古典經濟學派在十八世紀后期到十九世紀初期風靡一時，但是由于他的前提假設條件苛刻等缺陷，隨著時間的推移經不住歷史的考驗，比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西方經濟經歷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蕭條，無法為古典主義理論所解釋，就必然會引起學者們的反思，促成新的理論誕生。這樣，最終便必然導致一場西方經濟思想創(chuàng)新的浪潮。西方經濟學在上述時期所取得的重要發(fā)展和成就，對后來的經濟學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于所有這些，我們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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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經濟學是流行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一種思潮，它們強烈反對新古典主義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公理化演繹、理性選擇等研究范式，強調要以歷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來替代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個人主義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在經濟學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這種分析范式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理性假定與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對精致，尤其是數學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廣泛應用。這種形式上的精致對理論工作者來說極具誘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經濟學者的解釋，“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效應，其原理也可以被用來解釋新古典經濟學怎樣成為主流，解釋由此所導致的經濟學科的式微。我們可以在經濟思想史中發(fā)現式微的線索，它解釋了為什么20世紀30、4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而非與之競爭的制度經濟學或其他相關理論成為經濟學的支配范式。”

對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經濟學演化方法發(fā)展的直接原因。很顯然，演化經濟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經濟學應該是演進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認為的物理學機械意義上的。在這一點上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然而，盡管演化經濟學以反新古典的姿態(tài)出現，一個值得思考的理論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在理論內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兩者互補?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歷史觀有何異同?本文試圖通過對演化經濟學相關理論概念的簡單梳理，來解答以上的理論問題；并試圖通過對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演化觀的比較分析，來凸顯各自的理論洞見與局限，從而揭示演化經濟學興起對經濟學發(fā)展的意義。

二、現代演化經濟學分析范式的構筑

現代演化經濟學通常被認為是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只有從它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批判與相互對立中才能得到較好的揭示。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物理學中的機械力學為隱喻，以經濟主體的完全理性和市場的完全信息假設為理論前提，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邊際分析和市場均衡分析作為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將時間和歷史作為既定因素來分析經濟過程。皮奇(J.Peach)曾認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頓主義的均衡方法、既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yōu)化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演化經濟學從理論假定前提和方法論等多維度對新古典經濟學展開了全面批判。

演化經濟學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經濟行為主體的“同質性”假設，認為經濟行為主體的個體行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同時也在影響和改變著制度、文化和社會結構，因而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差異是不可忽視的。這種差異反映在各經濟行為主體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這種心智上的差異，引發(fā)了各行為主體的不同行為方式，形成經濟主體行為的復雜性。演化經濟學認為，“心智是經濟過程中的一種自主因素，這種自主因素與導致心智過程的知識結構和變化著的世界之間存在著持續(xù)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著學習和知識的重要?！爸R的可能狀態(tài)是導致世界可能發(fā)生變化的關鍵性力量，是產生創(chuàng)造性的源泉?！辈糠盅莼洕鷮W家還認為這種知識的可能狀態(tài)，說明知識并非是完全真實的，而錯誤是非偶然的。這種立場被稱為“激進可錯論”。從這種演化觀得出的結論是，謬見是新知識唯一可能的來源。

演化經濟學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們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們不可能預先確切地知道決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優(yōu)選擇。人們的選擇和決策過程往往是一種試錯過程，選擇的目標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標函數最大化”，而是“滿意”即可。演化經濟學用“抱負水平”來表示“滿意的期望值”，并認為由于人們的心智狀態(tài)和歷史經驗不同，人們的抱負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滿意”在演化經濟學中是一個動態(tài)的歷史概念。威特(1978)運用“滿意”假設來解釋經濟體創(chuàng)新的動機和能力，認為相對于可變抱負水平，對現狀的不滿意是人們搜尋新的未知選擇的推動力量。人們一般有搜尋“新奇”體驗的傾向，它以一種可能較低但持續(xù)的基本速度進行。在一種社會或組織層面上，在一個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選擇性增強引導著創(chuàng)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礙個體的新奇創(chuàng)造。

演化經濟學特別強調市場的不確定性，認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斷出現，現實世界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人們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現的時間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經濟學中，不確定性即意味著世界結構的變遷和世界新奇的突現，“不確定性是與想象和新潛能的創(chuàng)造聯系在一起?！闭怯捎诓淮_定性的創(chuàng)造，

“經濟行為者能夠預期到利潤和經濟境遇的改善?！?/p>

演化經濟學反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解釋個體行為的變化要取決于推測人們如何獲得新奇。任何新觀念都是在個人特定的經驗與解釋中突現出來，對它的評價也是以個人特定的經驗與解釋為基礎主觀上做出的，它們在人與人之間是極為不同的”，由此他們得出，

“個體行為的創(chuàng)新性變化和種類都難以用個人主義術語來解釋”，而只能從個體群層面上來進行觀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認為“經濟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釋為與一群不同的個體相關，而不是與某個個體群中的單一個體相關?！薄皞€體群思維”在演化經濟理論中有重要意義，尤其在與自然選擇理論相關的演化經濟學文獻中，“個體群思維”更有著直接意義?！皞€體群思維”在演化經濟學中可理解為，個體群成員的共時性個體決策表現為行為的相對頻率在個體群中產生作用的過程。在任一時點上，這個過程都潛在地與新奇的內生創(chuàng)造交互作用，這種作用傾向增加事象的多樣性。

強調歷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經濟學的核心。演化經濟學強調歷史的重要并不是著重于歷史分析，從歷史資料中歸納出某些規(guī)律，而是著重于經濟發(fā)展過程的分析，重視經濟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性和經濟過程的不可逆性。納爾遜和溫特(1982)曾指出，經濟過程是一個馬爾科夫過程，某一時期一個行業(yè)的狀況決定它在下一個時期的狀況的概率分布。這種馬爾科夫過程所體現的就是路徑依賴現象。不可逆或路徑依賴反映了演化理論的一個重要信念：演化過程中的事件是準唯一，歷史至關重要，社會經濟系統(tǒng)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

綜上所述，從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對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大量行為主義的思想，充分考慮了人的本能、社會習俗和制度的影響。演化經濟學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確定性”、“多樣性”、“歷史重要”等幾個理論假設，相較于新古典經濟學“抽象的”、“簡化的”、“確定性”的世界觀而言，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假設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論中，不確定性是世界結構變遷的前提；多樣性是演化賴以發(fā)生的基礎；“歷史重要”假設則突出了時間在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的意義?！皶r間不可進性”概念的引入，更凸顯了演化分析與靜態(tài)均衡分析之間的重要區(qū)別。

二、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對新古典方法論上個人主義和牛頓力學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態(tài)度，可以說是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共識。經濟學特別強調經濟分析的抽象方法，強調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這點與演化經濟學觀點基本一致。許多西方學者將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同視為演化方式，認為馬克思是經濟演化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學者不贊同馬克思是演化學者。霍奇遜曾將演化經濟學方法論概括為三個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還原論和采納生物隱喻，認為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或至少滿足這三者的前兩者，才能夠得上演化經濟學標準，而馬克思經濟學就違背了這個標準。

所謂的新事象，是指經濟演化過程中包含著持續(xù)的或周期性出現的新事象和創(chuàng)造性，并由此產生和維持制度、規(guī)則、商品和技術的多樣性。強調新事象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認為，對于社會經濟演化的恰當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關鍵作用、新事象的突現和擴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從是否接納新事象的本體論上將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區(qū)分開來。他認為，由多西、納爾遜、溫特、威特等人所發(fā)展的演化經濟學，所關注的是現存結構的轉變、新事象的突現及其可能的擴散。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區(qū)別在于，演化經濟理論立足于一個開放的宇宙，從而允許新事象的出現；而新古典經濟學是一個封閉的系統(tǒng)，壓制了新事象。

還原論一般可理解為這樣一個理念，即一個復雜現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須在一個水平(或一個單位)上得到解釋。根據這種觀點，除了基本的元素層面，再沒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沒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現的特征。在霍奇遜看來，所謂的“還原主義”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含義大致相同。他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還原論則表現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即“一切的社會現象(它們的結構和變遷)，原則上只能在個人的層面上――他們的個性、目標和信念――得到解釋”。與此相關聯的，主流經濟學家在不懈地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與此相反，演化經濟學家則認為，復雜的系統(tǒng)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現突現的特性，每一個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歸約，或不能在另一個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釋。

使用生物學隱喻的動機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經濟學的機械論范式。演化經濟論者認為，經濟系統(tǒng)在性質上更接近生物系統(tǒng)而非機械系統(tǒng)，對經濟作生物學的隱喻更為恰當。20世紀初，已經有了像凡勃倫和馬歇爾那樣使用“生物學”隱喻的理論家。雖然在他們的邏輯結構體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學進化論觀點，但是在闡釋他們的經濟學觀點時并沒有完全貫徹下去。與此形成對照的是，20世紀末的理論家，既運用了因發(fā)現基因而得以發(fā)展的生物學進化論，也使用了“種群動態(tài)學”、“遺傳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學理論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當然，也有一些演化論者并不十分贊同在經濟分析中生物學隱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對生物學的隱喻持批評態(tài)度。甚至實際使用隱喻的人們也拒絕使用生物學隱喻，，因為對隱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覺的或隱蔽的。因此有論者指出，經濟學中的隱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潛在的，因而許多演化論者對此不做特別的強調?；羝孢d就將演化經濟學稱之為NEAR經濟學，即“接納新事象、反對還原論(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經濟學。

霍奇遜根據以上三個標準，斷言馬克思不是演化經濟學家，認為馬克思理論僅符合三個標準中的一條即反還原主義，而違反了另兩條，即不接納新事象和沒有采用生物學隱喻。而這三者圍繞新事象如何產生、如何被選擇，構成了演化經濟學判定標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愿將經濟學列入演化陣容的，在西方學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樣化來源時，就將馬克思拒之演化門外。

當然，西方學界還是有眾多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對當代演化分析有著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杜格和謝爾曼(W.H.Dugger和H.J.Sherman)認為，19世紀第一位提出進化理論重要性的社會科學家是卡爾?馬克思。納爾遜和溫特(1982)指出，馬克思所闡述的許多觀點與現代演化論思想是一致的。目它們都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界定一種動態(tài)的演化體系，企業(yè)的規(guī)模和利潤的分布也必須從演化體系的角度來理解。現在學術界大多數學者將馬克思與凡勃倫、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視為演化經濟學的先驅。

西方學術界目前已經發(fā)展出了以霍奇遜為代表的繼承凡勃倫傳統(tǒng)的制度學派，以柯茲納和拉什曼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以門施、弗里曼、戴維斯等為代表的新熊彼特學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為代表的法國調節(jié)學派等四大演化經濟學理論分支。其中法國調節(jié)學派正是馬克思經濟理論與凱恩斯經濟理論相結合的產物。

法國調節(jié)學派的特點是，在經濟變遷的研究中采用了歷史的、理論的和比較的方法，致力于發(fā)展一種制度與演化的宏觀經濟理論。調節(jié)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歷了一系列不同的歷史階段，每一階段都以一種特定形式的積累過程為特征，從而形成特定的“積累體制”，而每一種積累體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調節(jié)方式”，這種調節(jié)方式支配著積累過程。調節(jié)學派對經濟理論文獻的貢獻是，試圖把制度納入到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中。調節(jié)學派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過程演化分析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把歷史的特定制度條件與總需求發(fā)生機制結合起來，內生地解釋了經濟增長和經濟危機的過程。演化經濟學的這四大流派之間既有交叉又有分歧，從發(fā)展態(tài)勢看，它們之間有相互融合的傾向。

四、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演化觀的分野

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由于觀點和方法論上的相近，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它們具有相同的研究傳統(tǒng)。曾伯格在《經濟學大師的人生哲學》一書中提及，羅斯托在晚年時曾對經濟學做過這樣的總結：“盡管要冒極大的過于簡單化的風險，但還是可以說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分為兩派，新牛頓學派和生物學派?！备冀淌谡J為，前者即是以靜態(tài)的、原子的和機械的宇宙觀作為哲學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傳統(tǒng)，后者即以動態(tài)的、系統(tǒng)的和有機的世界觀作為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傳統(tǒng)，包括制度主義學派、學派、新熊彼特主義學派、奧地利學派和演化經濟學等，并將后者稱之為達爾文主義學派。

作為同一研究傳統(tǒng)的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學上贊同實在論；在理論內核上都贊成“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聯結。但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在制度演進觀上還是有著根本的區(qū)別。

演化經濟學家一般用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觀來解釋經濟社會演化現象，賈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經濟學》一文中將演化經濟學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演化路徑概括為“遺傳”、“變異”和“選擇”等三種機制。所謂的“遺傳”是指制度、習慣、慣例等因素通過企業(yè)等各種組織結構相互模仿而傳遞，這里的制度、慣例等就是社會經濟結構演化的“基因”，各種組織結構則為承載這些“基因”的載體。

“變異”則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創(chuàng)造過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經濟學正是研究經濟系統(tǒng)中新奇創(chuàng)生、傳播和由此導致的結構轉變所進行研究的科學。”而新奇來源于個人創(chuàng)造性的心智。“大腦活動持續(xù)地對已知的認知要素的重組”，形成了各種新的認知結構，即創(chuàng)造了新奇。這種重組過程越深入，新產生的認知結構就越復雜，因此新奇的創(chuàng)造是不可預測的。

威特(1978)認為，新奇的產生在于“相對可變抱負水平而言，對現狀的不滿意”和“對新認知激勵的偏愛”。前者意味著，對新奇的搜尋通常要由挑戰(zhàn)或危機來觸發(fā)；后者意味著，在環(huán)境不提供激勵的地方，人們可能通過發(fā)明或嘗試新事物而創(chuàng)造他們的動機。這兩種動機是互補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類行為而言，新奇就是新發(fā)現的行動可能性，而這種新奇意念可能被傳播，也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這種新奇被接受而產生行動，這種行動就被稱之為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在各演化經濟學分支中都處于中心地位。從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納爾遜和溫特(1982)等的觀點來看，在演化的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新奇和創(chuàng)新是多樣性的主要來源，而正是這種多樣性推動了演化的進程。

“變異”機制說明的是新奇如何產生的問題，而“選擇”機制要說明的是，新奇或創(chuàng)新在經濟系統(tǒng)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的問題。演化經濟學認為這種機制只能從“個體群”概念上來進行理解。就新奇的傳播而言，演化經濟學認為，個體群之間存在著兩種交互作用：“頻率―依賴效應”和“選擇一占據效應”。前者揭示個體行為的選擇規(guī)律，認為“個體某種行動選擇依賴于這種行為已經在個體群中出現的頻率?！本秃笳叨裕话阏J為，“競爭過程在新奇或創(chuàng)新選擇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續(xù)地為消除變異和減少個體群中經濟行為的多樣性而制造壓力”，重要的是，“它會以某種方式強制進行”。這就是所謂的“選擇效應”。而“占據效應”指的是，單個變異的存續(xù)對與之競爭的其他變異具有依賴性。

演化經濟學正是以心智的創(chuàng)造為經濟制度變遷的動力，以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觀，即以“遺傳”―“變異”―“選擇”機制來解釋經濟社會演化現象。的演化觀主要體現在歷史唯物觀中。歷史唯物主義是者的歷史演進觀的共識，它將社會變遷的動因歸結為經濟原因，在對社會關系的考察中，特別強調了生產關系，并將其作為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關系。

馬克思通過兩對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來揭示社會進化過程中的結構變遷，并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產關系只是與特定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當生產力發(fā)展到為生產關系所不能容納的程度時，生產關系就要發(fā)生根本性的變革，以符合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p>

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又決定并制約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的產生和發(fā)展。反過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也影響和制約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的根本動力。人類社會的演進過程表現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基本適合到基本不適合，又從基本不適合到基本適合的過程，即矛盾不斷產生又不斷解決的無限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社會制度結構的演進和社會形態(tài)的依次更替。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在進化中的重要作用，將階級沖突視為歷史的發(fā)動機，認為階級關系決定了技術進步的方向。在這整個分析框架中處處體現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

“生產力一生產關系”與“經濟基礎一上層建筑”交互作用機制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核心，也是者分析社會制度變遷的出發(fā)點。從這兩種演化機制中可以觀察到這兩種演化觀的根本區(qū)別。盡管經濟學與現代演化經濟學這兩者都堅持以歷史和演化的觀點來看問題，都強調了技術進步在制度變遷的意義。但在堅持歷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強調了技術進步的內生性，認為技術進步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后者則認為技術進步來源于創(chuàng)造性的個人“心智”。從這里可以反映出兩者哲學觀的區(qū)別，前者貫徹的是唯物主義，后者滲透的是唯心主義。從制度變遷的方向看，前者認為社會矛盾的交互作用，將推動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這是歷史的必然。而后者則強調演化是無目的、無方向的和多樣的。

霍奇遜等演化論者也意識到這兩者演進觀的差異，認為“馬克思的歷史演化預設了歷史演化的方向”，與“演化主義”的無目的、無方向和多樣性原則相背離，并從而論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進程設想是決定論的，馬克思的歷史觀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生產力是社會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西方學界有學者還由此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視為“技術還原論”或“經濟還原論”，并進而認定馬克思理論就“反還原論”的演化標準也是不滿足的。當然，有不少研究者為此進行過多方辯解，試圖尋找各種證據來說明經濟學符合演化標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姑且不論，事實上，經濟學的科學性，在于能否揭示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經濟學能否冠以“演化”頭銜，絲毫不影響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經濟學如沒有“演化”頭銜，也不會失去它的理論光輝。霍奇遜的這些演化標準恰恰從側面印證，演化論者決不是者。

五、演化思潮復興對經濟學發(fā)展的意義

自二戰(zhàn)以來，新古典經濟學能夠在與各經濟學流派斗爭中勝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貫徹的價值理念與西方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一致的。新古典經濟學對數學形式主義日益偏離現實的追求和自然科學的不斷發(fā)展，愈趨明顯地暴露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來爆發(fā)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始發(fā)于長期倡導并踐行新自由主義的美國，而其他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成為此次危機的重災區(qū)，這愈加凸顯了新古典范式的現實局限性。

在新古典經濟學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研究界，演化經濟學的崛起無疑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不同的經

濟學研究視角。演化經濟學是在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它的理論假設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關理論也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具現實解釋力。經濟學的發(fā)展和進步是一個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斷有舊的理論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演化經濟學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發(fā)展，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分支。新古典經濟學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經濟學在內的各種非主流經濟學的攻擊下，不得不進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論在基本框架內也做了些許邊際上的調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內容。

經濟學作為一門開放性學科，演化經濟學對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也無疑有著積極意義。經濟學的科學理論之所以有著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論的開放性和創(chuàng)新性。經濟學本身就是在廣泛吸收人類優(yōu)秀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產生，也必將在積極總結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新經驗、探索經濟關系變化新情況、吸收和借鑒當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事實正是如此，經濟學有關理論的發(fā)展都是在與非經濟學的競爭和融合中得出，如“調節(jié)理論關于需求帶動生產率進步的論斷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凱恩斯增長理論，積累社會結構理論關于經濟剩余創(chuàng)造和榨取的論斷借助了斯拉法經濟學和效率工資理論，靈活生產理論關于積累體系空間的論斷有賴于新熊彼特技術創(chuàng)新理論?！比绱朔N種顯示，吸收和借鑒非經濟學的積極成分對經濟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在經濟學界被認為具有相同的研究傳統(tǒng)，它們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論內核上都贊成“制度―歷史―社會”結構聯結，等等。這種一致性意味著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存在相互借鑒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經濟學在經濟演化中的協(xié)調和資本主義多樣性這兩個問題上的研究，可以為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提供啟發(fā)和支持。楊虎濤教授認為，“在制度分析上，馬克思非常強調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結構性變遷，而演化經濟學則對制度的構成、分類和知識屬性等問題非常重視。在這一點上，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經濟學借鑒。”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經濟學界，新古典經濟學仍然是當前的主流經濟學(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強了。各種異端經濟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經濟學的排斥和打壓，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不僅如此，在中國這個有著長期經濟學研究傳統(tǒng)的國家里，經濟學也正在“被邊緣化”。這里既有西方經濟學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擠壓”作用，也有經濟學自身陣容的“收縮”和經濟學在中國高校教學中呈現的教條化趨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經濟學在西方學界的興起和趨熱，令許多中國研究者為之振奮，近年中國學術界演化經濟學研究也蔚然成風。不少學者對演化經濟學備加推崇，認為演化經濟學的崛起，將引領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chuàng)新。還有學者認為，演化經濟學給經濟學帶來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機遇，認為未來的經濟學是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某種創(chuàng)造性的綜合，并試圖多方論證馬克思也是演化論者。有個別的演化論研究者對經濟學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經濟學也不過是落后的牛頓主義，經濟學只有與演化經濟學結合才能獲得新生。

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自然是離不開向包括演化經濟學在內的各種非經濟學科學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鑒。但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必須堅持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不動搖。

篇10

一

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將現代經濟學的各個流派盡收囊中，從而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學主流學派。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興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揚棄了新古典規(guī)模經濟的概念，而用專業(yè)化經濟來表征生產條件。第二，它沒有純消費者與企業(yè)的絕對分離，而新古典框架則是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絕然兩分。第三，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交易費用對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初次接觸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恐怕難以理解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經濟學的含義，從而也就難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讓我們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為什么要提出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簡單，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經濟學的發(fā)展。如果我們空泛地討論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難以令人信服?，F在，我們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魯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濟塔－克魯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這些缺陷。

大家公認，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的理論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開創(chuàng)性的作用。他們的模型改變了過去增長模型中關于規(guī)模報酬遞減或總規(guī)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引入了規(guī)模報酬遞增的假定，使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規(guī)模經濟在1970年代以后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盡管如此，他們的理論卻面臨如下困境。第一，他們關于經濟增長等現象“當且僅當”廠商平均規(guī)模擴大時才能發(fā)生的預見與現實不符。在他們看來，廠商規(guī)模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存在無止境的規(guī)模經濟，而廠商規(guī)模決不可能變小，因為這意味著規(guī)模不經濟。但是，OECD國家、亞洲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地區(qū)）以及中國的經驗證據（參見張永生，2000：《廠商規(guī)模無關論：理論與經驗證據》）卻顯示，廠商平均規(guī)模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無疑，遞增報酬現象是經濟增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情節(jié)，但正如阿倫·楊格在他著名論文（1928）中指出，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是分工與專業(yè)化，規(guī)模經濟是對分工與專業(yè)化經濟的一個錯誤描述。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yè)只是一個“黑箱”，企業(yè)為什么出現以及企業(yè)制度本身的經濟含義則不能被解釋，對現代商業(yè)社會中種種有趣的“新發(fā)展現象”，如企業(yè)規(guī)模變小、生產外包、合約出讓、提高企業(yè)核心競爭力、特許連鎖經營、貼牌（OEM）生產、電子商務等等，則更是無從解釋。他們的框架無法將企業(yè)制度內生，如果要內生企業(yè)制度，則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會隨之改變；而如果沒有先天就存在的企業(yè)，他們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會發(fā)生。第三，交易費用在他們模型中沒有實質性的含義，企業(yè)規(guī)模擴大等現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經濟學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釋力有了質的提高，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變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對這些理論進行修正，從而走出上述困境？瓊斯、達斯格普特等人和國家研究委員會（參見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許對我們有一些啟發(fā)。他們在發(fā)現否定R&D等新內生增長模型的經驗證據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內進行改進的方案。瓊斯（C.Jones ，1995)，楊（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議了幾種方法來避免R&D模型中的第V類（研究與開發(fā)投入）規(guī)模效應。但是，瓊斯自己也承認，“這種改進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又產生了人口（第I類）規(guī)模效應”。而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規(guī)模效應，則內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這些經驗研究表明，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并沒有對經濟增長背后的驅動機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長理論將遞增報酬歸于規(guī)模經濟，而規(guī)模經濟的來源對它又是一個不解之謎。

如果仔細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楊格1928年發(fā)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發(fā)表的“市場容量限制分工”等經典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斯密－楊格定理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定理。經濟增長中的遞增報酬并非來源于規(guī)模經濟，而是來自于分工和專業(yè)化經濟。專業(yè)化經濟是一個比規(guī)模經濟恰當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規(guī)模經濟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們的直觀，而且符合人們力圖改造世界的決心，以致于誤導了很多經濟學家。如果用專業(yè)化經濟替代規(guī)模經濟，我們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規(guī)模經濟概念來產生遞增報酬。

可見，以斯密分工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思想更能解釋我們周圍的經濟現實。但是，僅有分工理論還不夠，斯密的分工理論中沒有企業(yè)理論。如果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之中，那如何才能演進到一個以企業(yè)制度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呢？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于是，科斯就出現了。他說，分工不足以產生企業(yè)，因為市場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對風險的厭惡也不足以產生企業(yè)，因為保險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業(yè)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節(jié)省交易費用。張五常（1983）則進一步指出，企業(yè)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力交易費用低于產品交易費用的結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中卻沒有直接的經濟增長含義。而貫通斯密、楊格、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理論的，則正是楊小凱等人。他們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同時內生出企業(yè)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guī)模等現象，從而徹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上述缺陷。他們的模型將企業(yè)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yè)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通途就開辟出來了。

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同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各分支學說的左修右補相比，新興古典經濟學真可謂氣薄云天。在它看來，經濟學只需要一個框架。在新興古典框架下，當代向新古典經濟學挑戰(zhàn)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等，將匯聚成一條洶涌澎湃的主流經濟學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