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學研究，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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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國唐代文學學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廣西壯族自治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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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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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比較“文學”與“文化”談

早在1994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教授就在《比較文學新視野》一文中指出“當前比較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和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越來越“趨向于一種多元文化的總體研究；圍繞一個問題或一種現(xiàn)象，在不同文化體系中進行相互比照和闡釋”?！?〕劉象愚、曹順慶等學者也相繼提出，“當代比較文學的論爭已經(jīng)離開了文學的領域，爭論的要點已經(jīng)不是在文學的范圍內比較文學如何進行的問題，而是比較文學究竟是一種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的問題”〔3〕，“在比較文化大潮涌起之時，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為了能夠盡快融入國際化的文化語境之中，中國學術界所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也均以此為題。如主題為“文化：中西對話中的差異與共存”的1996年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們將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識的觀照下由差異走向共存，并通過中西文字在言、象、義三個方面的對比，探討其對于中西不同思維方式的影響。此外，與會者還圍繞著人文精神對于中西不同的時空觀與生死觀進行了剖析，并強調了在全球表面趨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異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東大學召開的“跨世紀的中國比較文學”研討會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變，拓寬了比較文學研究的范疇，這是一個機遇，但同時由于本學科所特有的不確定性，從而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

影響最為廣泛的則是在歷屆年會中規(guī)模最為盛大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主題定為“文學與 文化對話的距離”。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中外學者大力倡導東西方文化、文學平等對話，并認為在世界范圍內，比較文學走向比較文化是大勢所趨，世界人文科學的發(fā)展正經(jīng)歷著一次新的科際整合。與會者還對中西詩學的異同、闡發(fā)、對話等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探討，認為中國傳統(tǒng)詩學及文論話語應盡快完成現(xiàn)代化轉換，通過與西方對話發(fā)現(xiàn)差異，從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發(fā)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一切都表明，“中國比較文學界也已經(jīng)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發(fā)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將在世紀之交成為國際國內比較文學研究更新發(fā)展的顯性話語”?！?〕

就此，樂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較文學的國際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對于比較文學之所以“呈現(xiàn)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機”、發(fā)生歷史性轉化的前提條件進行了分析。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論的隱退帶來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從而使得比較文學新的國際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義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歸原充分發(fā)掘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大大豐富和發(fā)揮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會因素則是信息時代的來臨，使得“任何自我封閉、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圖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這一切為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較文學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質的西方文化體系內部，而是在歐美、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異質文化的比較中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廣闊空間。事實上，我們正經(jīng)歷著一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偉的工業(yè)革命和文化轉型，過去得到廣泛認同，認為無可置疑的默認常規(guī)都已受到挑戰(zhàn)而變得不確定?！庇纱?，樂先生做出了相應的預測，盡管如今比較文學“面臨著民族文化復興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種種復雜的新問題和悖論”，但“只要迎接挑戰(zhàn)，提出新的理論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比較文學就會發(fā)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只是在這個新階段到來之前，還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例如，比較文學是應以文學研究還是以文化研究為本？文化研究會不會導致文學本體的失落？學科邊界的泛化將會對比較文學自身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話題都是頗有爭議的。

對于“文化研究是對文學研究的一種開拓”這一命題，國內大多數(shù)學者都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并對其發(fā)展前景相當樂觀。如樂黛云教授認為，“比較文學通過文學文本研究、文化對話和文化誤讀現(xiàn)象，研究時代、社會及諸種文化因素在接受異質文化中對文學文本所起的過濾作用，以及一種文學文本在他種文化中所發(fā)生的變形。這種研究既豐富了客體文化，拓展了客體文化的影響范圍，也有益于主體文化的更新”?！?〕葉舒憲教授也提出“比較的視界僅僅停留在‘文學’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華到比較文化的透視高度……‘文化’視角的引入是解放學科本位主義囚徒的有效途徑，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遠……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說：比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較文學，但有深度有洞見的比較文學研究自然是比較文化。換言之，比較文學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義的結論，那將是其學術深度的最好證明?！薄?〕

但是，同樣的命題在另一些學者眼中卻意味著新的危機與挑戰(zhàn)。正如當代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喬納森·卡勒針對有些學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幟指出的那樣：“如果將比較文學擴大為全球文化研究，就會面臨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機”，因為“照此發(fā)展下去，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將會大得無所不包，其研究對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種類的話語和文化產(chǎn)品”?！?0〕事實上，比較文學是不可能涵蓋所有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那么其所設想的比較文學的廣泛性也就無異于鏡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較文學，那比較文學就什么都不是?！薄?1〕所以說，劉象愚、曹順慶等教授對這一問題如此重視并非是空穴來風。劉象愚在《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挑戰(zhàn)》一文中，將這種“研究目的不是為了說明文學本身，而是要說明不同文化間的聯(lián)系和沖撞”的比較文學研究傾向稱為“比較文學的非文學化和泛文化化”。并強調，“這種傾向使比較文學喪失了作為文學研究的規(guī)定性，進入了比較文化的疆域，導致了比較文化湮沒、取代比較文學的嚴重后果?！蓖瑫r，他也對這種“泛文化”出現(xiàn)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其哲學背景是后現(xiàn)代的各種思潮。“其中以解構主義思潮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的消解為最烈?！碑攺妱诺慕鈽嬛髁x浪潮將文學的自身本質特征消解殆盡，“文學變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語言的游戲’”之后，文學自身的失落必會令比較文學變成純語言學、符號學、修辭學的研究，呈現(xiàn)出非文學化的傾向。此外，打破了學科界限卻缺乏理論上的有機統(tǒng)一性、將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混為一談的新歷史主義，關注焦點始終停留在文化層面上的女性主義和新，也都是令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比較文學必須固守文學研究的立場，比較文學的研究當然要跨越民族文學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學科的界限，但不論跨到哪里去，都必須以文學為中心，以文學為本位。換言之，研究者的出發(fā)點和指歸，必須是文學。在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為文學研究的補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較文化中，它才能成為核心?！薄氨容^文學和比較文化是兩個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領域，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化的一個層面，比較文化是比較文學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這一論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謝天振在《面對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大爭論》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較文學向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發(fā)展，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的本身特點所早已決定了的”。但是，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不應抹殺或混淆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文學研究學科的性質?！氨容^文學的研究應該以文學文本為其出發(fā)點，并且最后仍然歸宿到文學(即說明文學現(xiàn)象)，而不是如有些學者那樣，把文學僅作為其研究的材料，卻并不想說明或解決文學問題”?？偠灾?，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之間的關系，應該定位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較文學，而不是以比較文化取代比較文學”，否則，“必然導致比較文學學科的危機，甚至導向比較文學學科的消亡”?！? 3〕

那么，這場由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關系問題所引發(fā)的討論，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樣的問題呢?謝天振等學者認為，這些爭議均來自“對比較文學自身學科理論研究的闕如和忽視”。比較文學自身所特有的邊緣性，“一方面使它充滿活力，成為本世紀文學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點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顯得范圍空泛、方法繁雜”。這既“擴大了學科之前的新領地”，也“使一個國家的學科與他國學科之間的界限模糊”?！?4〕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爽?shù)热松踔琳J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必要去專門談比較文學理論了，甚至沒有必要去討論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意義，因為文藝理論研究完全可以將其取而代之。對于比較文學究竟是作為獨立的學科還是作為方法論更為適當，學科理論究竟存在何種特征與疏漏，中國學者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由于比較文學學科所獨具的邊緣交叉性、開放性，為其劃定學科界限是相當困難的。正如樂黛云教授所說：“不設限，不成其為學科，固定設限又妨礙學科的發(fā)展”，這門學科注定在“名”與“實”的不斷發(fā)展中走向成熟?！?5〕劉象愚教授更是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從這一學科具有開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說它永遠不可能獲得徹底解決，這就是說，它的界定將處于一個永無終結的動態(tài)過程中。它將永遠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zhàn)，永遠需要說明自己是什么?！薄?6〕對于這個問題，饒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們現(xiàn)在所應該做的，是“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從一個個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入手進行研究。

當然，學科理論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著理論的可有可無，而是表明這種理論“具有一種開放性的體系，它能不斷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斷地吸納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豐富自己?！闭缰x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探討比較文學自身的學科理論，并不意味著要求人們圍繞著所謂的比較文學定義進行無休止的概念游戲，而是要求對比較文學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進行探討，尋找比較文學之所以區(qū)別于其他學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對在新形勢下如何開展比較文學研究進行深入的、具體的思考，并作出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總結?！薄?7〕陳悖進而將學科的理論建設具體限定在了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建立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的研究，二是關于本學科學術研究和自身發(fā)展的各種問題的理論探討。”〔18〕至于學科理論的核心規(guī)范，劉象愚教授則將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學、跨學科、文化、語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學性、中國傳統(tǒng)文學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質之上，正是這二者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和辯證互動構成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核心”?！?9〕

總而言之，以往作為理論背景出現(xiàn)的文化在文學研究中將凸顯出來，這已是國際學術界對于“后文學時代”的全球話語的普遍定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轉型。文化研究對于比較文學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實的雙刃劍，至于其是否能夠切實起到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將其淡化甚至是湮沒，還在于用劍之人，即比較文學研究者自身對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與應用。

“后殖民主義”與“中國學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與文論》上，有兩組代表了文學研究新趨勢、極為重要的筆談，分別是圍繞“后殖民主義”與“中國學派”這兩個話題展開的。

與“比較文化”對于學科影響的本質性相比，“后殖民主義”對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沖擊似乎來的更為外在，也更為直接。對于這一思潮力量之強勁，學者張頤武究其原因，認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所編碼的那種普遍性／特殊性、時間上的滯后／空間上的特異的二元對立，有力地切入當下中國的“狀態(tài)”及歷史之中。這種中西雙向的闡釋策略能夠“以理論獲得對當下狀態(tài)的分析，以當下的狀態(tài)反思理論”，從而“獲得一種新的、打破舊框框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性”?！?0〕王寧、陳躍紅等教授則對于“后殖民主義”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們認為，盡管其從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構的特質，對于西方的中心主義與第三世界所處于的“他者”角色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但仍是對“以往的舊殖民體系的一種‘新殖民主義’之內部的批判”的繼承和強化。這是由后殖民主義批評家本身所具有的兩重性決定的，應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21〕陶東風在對“后殖民批評”流行于中國學術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浪潮的現(xiàn)象進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檢視西方中心主義或東西文化關系時，必須有一種超越民族主義之上的文化價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標準或文化相對主義來消解文化價值的普遍標準”的獨到見解，并認為“這是擺脫我們在文化的民族化與世界化兩種訴求間緊張關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體到比較文學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許多中外比較文學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論與殖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桎梏。這對于歐洲知識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擺脫自身的殖民傾向，努力接受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較，意味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及學習的形式”。而對于中國比較文學界，則是面臨著“在后殖民的全球語境下，如何對待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談到的那樣，“世紀之交后殖民階段的到來促使民族文化復興、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為全球主流話語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們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異態(tài)分布，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因此在尋求全球共享文化價值的過程之中進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話語以求異質文化的交融共鑄便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薄?3〕

對此，樂黛云教授認為，西方中心的隱退并不意味著另一個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只能是“以互補、互識、互用為原則的雙向自愿交流”，而這正是后殖民時代比較文學的基礎。這就推衍出與其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其一是如何理解傳統(tǒng)文化，用什么樣的傳統(tǒng)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過何種方式交流。”樂先生提出，“我們用以和世界交流的，應是經(jīng)過當代意識詮釋的、現(xiàn)代的、能為現(xiàn)代世界所理解、并在與世界的交流中不斷變化和完善的中國文化”。至于如何交流，這主要取決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溝通的話語，“雙方都能認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談規(guī)則”。各個文化群體或個人之間所進行的自由對話是在各自的話語中完成的?！斑@里所用的話語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對方的文化場中經(jīng)過了變形的?！痹诙喾N文化體系間進行平等對話中，“可能會借助舊的話語，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話語也會逐漸形成。這種新的話語既是過去的，也是現(xiàn)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這樣的話語逐步形成的過程中，世界各民族就會達到相互的真誠理解。”〔24〕與樂先生從國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義時期的比較文學研究不同，劉象愚教授則將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國家的不同種族之間。他側重于“族群”，即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研究，認為“后殖民主義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力圖重新審視東方的同時，也催發(fā)了比較文學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現(xiàn)為從互為他者的立場出發(fā)重新審視、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對事實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從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權和差異的根源”。族群研究所體現(xiàn)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邊緣的關系。對于這種少數(shù)族裔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如今業(yè)已成為比較文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5〕

至于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問題，自李達三、陳鵬翔等著名學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幾十年間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所在?！爸袊鴮W派”這一提法有無必要、其理論特征與方法論體系何在成為爭論的中心。以樂黛云、劉象愚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對于“中國學派”的說法并不以為然，認為刻意地追求一種派別上的劃分是毫無任何意義可言的。即便如此，他們也同樣堅持，中國比較文學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矢詽岢霰容^文學研究要超越傳統(tǒng)必經(jīng)的幾個轉變：“一是從學院里走出來，走向交流與發(fā)展；二是從歐洲中心論走出來，走向世界與全球；三是從文學里走出來，走向歷史與綜合；四是從方法論里走出來，走向目標與創(chuàng)造；五是從民族、種族文化對峙中走出來，走向互補與完善；六是從純學術中走出來，走向人文與文化?！薄?6〕這也同樣為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的走向問題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學派”的贊同者中，曹順慶教授率先為其作出了較為完整系統(tǒng)的闡述與界定。他認為，“如果說比較文學的第一階段(法國學派)所倡導的‘影響研究’跨越了國家界線(或稱國家‘墻’)，溝通了各國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第二階段(美國學派)所倡導的‘平行研究’則進一步跨越了學科界線(學科‘墻’)，并溝通了互相沒有影響的各國文學關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較文學的第三階段(中國學派)所倡導的‘跨文化研究’必將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巨大的‘墻’，必將穿透這數(shù)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溝通東西方文化與文學，以真正國際性的胸懷和眼光來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此外，他還提出了中國比較文學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即“在跨越異質文化的闡釋之中認識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尋求跨文化的對話和溝通，尋求中西文論的互補與互釋，在民族特色探討與共通規(guī)律尋求的基礎之上，達到中西的融會、貫通以及文學觀念的重建?！薄?7〕在方法論層面上，他認為“中國學派”應以跨文化的“闡發(fā)法”、中西互補的“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的“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的“整合與建構”等五種方法為支柱，從而深化和發(fā)展比較文學的研究。

總之，惟新是鶩、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態(tài)固然不可取，但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同樣會阻住我們研究和發(fā)展的腳步。因此，我們應該盡快擺脫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既定思維模式，從全球化的角度進行平等的文化對話，并將中國傳統(tǒng)詩學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進行現(xiàn)代性轉換，建構真正能夠跨文化的學術話語，在國際學術界中起到“中國學派”所應當起到的作用。

新領域、新方向——文學人類學

具體到研究方法層面，除了傳統(tǒng)的異質詩學比較之外，另有以葉舒憲和蕭兵等為代表的部分學者，他們借鑒當代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具有相對普遍適應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發(fā)，力圖從總體文化的角度、從富有歷史縱深感和闡釋力度的深層破譯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將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發(fā)現(xiàn)與概括。這就是將文學與人類學兩門不同的學科進行有機地結合的文學人類學研究。“所謂文學人類學，就是以人類學的方法和視野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進行研究”?！?8〕這對于文學是大有裨益的，因為“人類學是最沒有邊界的學科”，“它最不怕迷失個性、迷失自我，因為它是研究人類及其體質、文化發(fā)生發(fā)展和轉換、生成的科學?！薄?9〕

文學人類學是一門非常有潛力的學科，因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對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讀?，F(xiàn)階段的文學人類學，就研究對象而言，還主要是神話與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側重于形態(tài)比較分析，側重于以人類學的一般模式研究具體的文本，再由具體歸于一般，由此尋得人類的普遍規(guī)則。因此，正如劉毓慶所言，我們應當“將人類學的一般文化模式與具體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分析(背景還原)相結合，考察民族文化獨特的內涵，從而對民族文化與文學做出新的認識。這樣由普遍返回具體，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實處”〔30〕，這樣文學人類學研究才會更有意義。

如今，這門新興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學界的充分重視。1996年8月，在長春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上成立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從而在學術體制上保證了文藝學與人類學的溝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討會在廈門舉行，多位專家學者就科際整合課題進行了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討論?！段乃囇芯俊放c《新華文摘》也先后刊發(fā)了以“探討文學人類學，拓展研究新領域”為題的專欄，在學者中引起廣泛關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說，文學人類學的特點，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綜合和對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視?！霸谖膶W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對事物內在關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學科，又是兼容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民俗學、社會學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擁有最豐富的技術手段的學科。也許，中國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形式，就將以文學人類學的興起為開端?！薄?1〕

與理論的蓬勃發(fā)展相應的是，1996、1997年度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也是頗豐的。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其中屬于比較文學理論研究方法與比較詩學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數(shù)量與過去幾年相比明顯增加，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學術界對于理論研討的重視。其中包括李達三、羅鋼主編的《中外比較文學的里程碑》(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新開拓》(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等論文集著，梳理了比較文學學科的發(fā)展脈絡，并傳達了最新的學術成果與信息。

對文學關系、接受、影響的研究，如今仍是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主體之一。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論著約有43篇(本)，如黃鳴奮的著作《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試論三大宗教經(jīng)典對文學的積極影響》(《江漢論壇》1996年第二期)，謝瑩瑩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國文學》1996年第一期)等。學者們通過對于文學影響研究上的比較與闡發(fā)，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視角對文學、宗教、戲劇等藝術形式在異質文化圈中的跨文化傳播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們還通過這種對比，反觀中國傳統(tǒng)文化自身，并將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視野中重新加以觀照，從而對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體作家與文本的“兩兩比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樹”，1996、 1997兩年約有76篇(本)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發(fā)表。為了與學科理論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體文本的研究也都紛紛從人類的共同的生命和體驗出發(fā)，對不同文化體系中的主體根據(jù)其不同的歷史經(jīng)驗、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對這些共同問題所做出的獨特解答進行分析，從而由點及面地應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進行深層模式的比較。如王瑜琨的《從〈喧嘩與騷動〉和〈紅樓夢〉看中西挽歌式悲劇精神》(《浙江大學學報》1996年第二期)，鄭萬鵬的《〈白鹿原〉的史詩構造：與托爾斯泰長篇藝術比較談》(《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與比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學科研究與形象學研究，作為新興的學術門類也已獲得長足的發(fā)展。比較學者們紛紛著文，對其學科發(fā)展態(tài)勢進行展望、學科理論進行建設。但遺憾的是，研究者們對這兩門學科的探討僅止于理論層面，真正能將理論付諸實踐、進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學術著作也不過是寥寥數(shù)篇而已。盡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樂〉中的獅子形象》、劉陽的《唐詩中所見外來樂舞及其流傳——兼論唐人詩中的“何滿子”》等文章仍為這一舶來理論向中國文本分析的轉化作了有益的嘗試。

總而言之，對于中國比較文學而言，1996、1997兩年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上承“后殖民主義”影響研究，從而形成了有關“中國學派”應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堅持話語權的討論；下啟文學人類學、形象學等新興學科方法的理論探討與具體應用，體現(xiàn)出了比較文學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為世紀之交比較文學即將進行的文化轉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5〕謝天振《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對當代國際比較文學研究趨勢的思考》，《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3期。

〔2〕〔8〕《比較文學新視野》(代序)，《多元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劉象愚《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挑戰(zhàn)》，《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4〕〔11〕〔27〕曹順慶《是“泛文化”還是“跨文化”》，《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6期。

〔7〕《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4期。

〔9〕葉舒憲轉引自傅勇林《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6期。

〔10〕喬納森·卡勒《歸根到底，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通訊》1996年第2期。

〔13〕〔14〕〔17〕謝天振《面對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大爭論》，《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15〕《比較文學——在名與實之間》，《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8〕《三個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語境之中尋求》，《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1〕王寧《后殖民理論和后殖民地文學》，《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2〕《中國當代后殖民批評之我見》，《中外文化與文論》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義時期的比較文學》，《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25〕《“后”字號理論與歐洲中心主義》，《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4期。

〔26〕《發(fā)展研究與中國比較學派》，《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1期。

〔28〕彭兆榮《邊界不設防：人類學與文學研究》，《文藝研究》1997年第1期。

篇3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2-0138-02

谷崎潤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谷崎文學以豐富的內容、流暢的敘述、熟練的表達技巧，以及對官能美和日本古典美的思考和描寫，獲得了“大谷崎”“谷崎朝時代”等盛贊。1937年谷崎潤一郎被選為日本藝術院會員，1949年以《細雪》榮獲朝日文化獎。1963年《瘋癲老人日記》獲得每日藝術大獎，1964年被選為全美藝術院?美國文學藝術研究會會員。1960年和川端康成一起獲得了日本最初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在其五十五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先后具備了“惡魔主義”與“古典回歸”的文學特色，形成了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格。就這樣，谷崎文學成為日本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存在，研究谷崎文學對更好的理解日本近現(xiàn)代文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國內關于谷崎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主題思想研究

國內對谷崎潤一郎的主題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通過對作品的解讀分析其“女性崇拜”思想。比如：蔡榕濱的《娜奧密：娜拉般的勇氣、子君般的宿命――析〈癡人之愛〉中的“女性崇拜”思想》和《谷崎潤一郎“女性崇拜”辨析》、蔡二勤的《谷崎潤一郎的“女性崇拜”思想與〈春琴抄〉》張能泉的《谷崎潤一郎女性人物刻畫的幾個特點》等。另外，還有從比較文學的角度論述其主題思想的論文。如：陳嫣玲的《永井和風與谷崎潤一郎的女性觀之比較》和張銳的《谷崎潤一郎的唯美主義和中國人的女性崇拜》等。

2.美學理念研究

谷崎潤一郎作為唯美派的代表作家，構筑了自己獨特的美的世界。關于其美意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唯美理念的形成和陰翳美學兩個方面。首先，關于其唯美理念的形成，主要集中在和王爾德唯美理念的比較以及對其獨特的唯美世界的分析上。比如：吳學平的《王爾德與谷崎潤一郎》、張韻韜的《簡論王爾德與谷崎潤一郎小說的唯美特色》等，論述了谷崎和王爾德唯美理念的異同。此外，張能泉的《論谷崎潤一郎短篇小說的藝術特色》、曾真的《谷崎潤一郎唯美主義文學論》、王麗君的《試論谷崎潤一郎文學作品中的唯美主義》、齊的《谷崎潤一郎的唯美世界》等，明確分析了谷崎的唯美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理念。其次，在陰翳美學的研究方面，大都是以其作品《陰翳禮贊》的美學思想為理論依據(jù)，對其他作品進行解讀。比如：任方圓的《谷崎文學的陰翳美學―以〈少將滋干的母親〉為中心》、丁敏華的《谷崎潤一郎小說〈春琴抄〉的陰翳之美》、譚爽、趙薇的《陰翳之戀―解讀谷崎潤一郎及其唯美意識》、紀錄的《淺析陰翳美的形成與日本國民性的關系――以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贊〉為例》等。

3.關于谷崎潤一郎和中國關系的研究

關于谷崎和中國關系的研究國內主要集中在谷崎潤一郎的中國之旅以及將其和中國留日作家的比較兩個方面。首先，關于其中國之旅的研究有戚江虹的《谷崎潤一郎“東洋回歸”之路》、孟慶樞的《谷崎潤一郎與中國文學》、李雁南的《谷崎潤一郎筆下的中國江南》、崔瑋瑋的《谷崎潤一郎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文潔若的《日本文豪谷崎潤一郎的中國情結―兼議〈細雪〉》、張能泉的《論谷崎潤一郎首次中國之行后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中國形象》等。

目前，日本方面關于谷崎潤一郎的研究也甚囂塵上。成立了谷崎文學研究會，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發(fā)表。日本國內關于谷崎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創(chuàng)作思想研究

關于谷崎創(chuàng)作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女性崇拜”思想的解讀以及從精神心理的角度來分析其創(chuàng)作。關于“女性崇拜”的研究有：高頭麻子的『女Zりの造D谷崎一郎における性裝、西f保的『谷崎一郎「癡人の邸工刃隴筏づ、谷藤葉月的『られた妖D――『癡人の邸護摔撙牘繞一郎の女性Q、半藤一利的『戀文行ったり來たり谷崎一郎の「神としての女性、金子明雄的『金のかかる女たちと金をかける男たちD谷崎一郎と女性等。從精神心理角度對其創(chuàng)作進行分析的作品有：細江光的『谷崎一郎深嬰違欹去轔氓，千葉俊二的『狐とマゾヒズム、羅勝會的『谷崎一郎――背反精神への欲望、三好昭子的『谷崎一郎の否定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xkについての分析、河野多惠子的『谷崎文學と肯定の欲望和『谷崎文學の愉しみ等。

2.創(chuàng)作風格研究

谷崎在其創(chuàng)作中先后形成了“惡魔主義”和“古典回歸”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創(chuàng)作風格。對其創(chuàng)作風格進行研究的著作及論文有：前田久德的『谷崎一郎物Zの生成、小田切秀雄的「『源氏物Zと谷崎一郎、長野嘗一的『谷崎一郎と古典、永榮啟伸的『谷崎一郎D付流する物Z、三島佑一的『谷崎一郎と大阪等。

3.作家研究

昭和45年，伊藤整在中央公論社發(fā)表『谷崎一郎の文學一文，將谷崎潤一郎評價為與西鶴、紫式部并肩的存在。這是戰(zhàn)后對谷崎潤一郎劃時期的新評價。對于作家谷崎潤一郎個人的研究還有以下著作及論文：小谷野敦的『谷崎一郎唬禾錳盲郡肴松、永榮啟伸的『u還繞一郎、山口政幸的『谷崎一郎?人と文學、吉田精一的『文豪「谷崎一郎Du弧?、尾高袚获g摹呵嗄昶詮繞一郎和『壯年期谷崎一郎等。

4.關于谷崎潤一郎和中國關系的研究

日本國內關于谷崎和中國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之旅以及和中國作品的比較兩個方面。比如：西原大輔的『谷崎一郎と|方主xDD大正日本の中國幻想、閻瑜的『谷崎一郎の中國旅行と「支那趣味の涿病緩汀閡瘓哦年代の日中文學者交流のル`ツを探るD田hと谷崎一郎の交流を中心に、崔海燕的『二人の南子：谷崎一郎「麒麟と林Z堂「子南子、柿木原組的『Elと谷崎一郎の周x等。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外關于谷崎文學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主題思想、美意識、作家研究等方面。也有研究谷崎潤一郎和中國關系的論文和著作，但大都集中在谷崎潤一郎的兩次中國之旅以及將其和中國留日作家或作品的比較兩個層面。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國文化元素及其成因的文章還是鳳毛麟角。谷崎潤一郎從小接受漢文化教育，具有較高的漢詩造詣，兩次中國之旅更是成為其從“惡魔主義”到“古典回歸”的轉折點。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國文化元素及其成因是很有研究價值的。然而，令人高興的是國內外學者在谷崎文學研究方面已取得了矚目的成就，為以后的研究積累了大量的材料和豐富的經(jīng)驗。相信在國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谷崎文學的研究將會有更大的突破。

參考文獻：

〔1〕葉渭渠.谷崎潤一郎傳[M].新世紀出版社，2005.

〔2〕伊藤整.谷崎一郎全集[M].中央公社，1983.

〔3〕野口武彥.谷崎一郎.[M].中央公社，1981.

〔4〕江光.谷崎一郎DD深嬰違欹氓去轔氓[M].和泉院，2004.

〔5〕孟慶樞.谷崎潤一郎與中國文學[J].日本學刊，1996，（3）：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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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學研究中出現(xiàn)

就文化研究本身來說，它的發(fā)展源自于傳統(tǒng)的英國文學，二十世紀初，英國的文學研究界被“利維斯主義”統(tǒng)領，這一學派主張文化指的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經(jīng)典文學和藝術。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對工人階級生活的關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為新的研究方向，有著直接的反學科動機：一方面要與過去以細讀文學文本為衷心地舊文學學科決裂，另一方面還要與堅持經(jīng)濟化約論的庸俗學說決裂?！蔽幕芯吭诰攀甏杆龠M入學術前沿，引領文學研究的風潮，隨著大眾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學科界線被打破，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界線也愈見模糊。英國的“伯明翰學派”被公認為當代文化研究的起點，同時我們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理論起點就在于它的文學研究，另外，伯明翰學派的著名學者在進行文化研究的過程中沒有排斥文學研究，反而有利于擴大文學研究的范圍，所以，從另一個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論是方法完全可以引進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從傳統(tǒng)的詩學研究走向開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應該是廣闊的?！庇纱丝芍?，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頓，相互促進。

二、文化研究會導致經(jīng)典文學的毀滅？

由于文化研究是隨著當代的各種新興的大眾文化而興起的，面向的研究對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經(jīng)典文學范圍之外的邊緣文化，隨著時代的變化，伴隨著人們成長的已經(jīng)不僅是書本讀物，更為廣泛的是電視、電影、網(wǎng)絡。我們不禁扼腕，難道時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將經(jīng)典文學逐出研究范圍么？首先，文化研究脫胎于經(jīng)典文學研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隨著利維斯主義的產(chǎn)生而出現(xiàn)，作為一個跨越多種學科、文化、藝術門類的研究領域，“文化研究一開始的出發(fā)點就是開列一個經(jīng)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單，試圖以經(jīng)典文學來向讀者大眾進行啟蒙，以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庇纱说弥?，文化研究興起的初衷是為了普及經(jīng)典文化，促進經(jīng)典文化在大眾中的發(fā)展進程。其次，文學研究（包括經(jīng)典文學研究）只是現(xiàn)在文化研究的一個方面，關于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關系，卡勒說“文化研究包括并涵蓋了文學研究，它把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去考察?！痹陉P于是何種類型的包括中，卡勒又進行了分析，我們這里暫且不論。由以上兩點我們得知，文化研究脫胎于文學研究，從文學研究中生成，后來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斷擴大從而使文學研究只是屬于自身的一個方面，所以二者之間不存在完全的對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進的。對于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造成的沖擊極具毀滅性這一點來說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寬了文學研究的范圍，為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論的實踐，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個可以界定的學科，所以，當今中國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現(xiàn)代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大眾文化研究、消費文化研究等等?！闭驗槲幕芯亢w了眾多的學術領域，有著多種理論的支持，當應用到文學研究中時，便可以有多樣的視角和維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稱作“文學的文化研究”，而且，這只是文學研究方法的一種。朱壽桐指出“作為方法論的文化研究其實不過是文學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許是文學研究歷史中固有的一環(huán)，甚至可能是最為基本的一環(huán)?！睂τ谖膶W研究來說，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學現(xiàn)象和內涵的一種基本方法。我們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來研究經(jīng)典文學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會給文學研究帶來新的研究領域，從來能夠促進文學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發(fā)展。文化研究的這一點又帶動了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更有利于經(jīng)典文學的發(fā)展。

作者：畢慧婷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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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河南大學圣經(jīng)文學研究所

出版周期：年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開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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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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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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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行范圍：國內外統(tǒng)一發(fā)行

創(chuàng)刊時間：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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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代歷史文學審美格局的學理化考辨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環(huán)境中闡釋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從當代文學的全局出發(fā)，應該如何判斷和闡述歷史文學在整個文學格局中的獨特價值，二是在當代歷史文學內部，應該如何理解不同審美和觀念形態(tài)的作品。對前一方面的問題，吳秀明的專著《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建構起了一條有理有據(jù)的闡釋思路，對后一方面的問題，吳秀明則在他主編的《當代歷史文學生產(chǎn)體制與歷史觀問題研究》和《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chuàng)造與重構》兩部著作中，顯示了一個能形成學術新空間、生發(fā)研究新論題的視野與框架?！吨袊敶L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主要以采用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方法創(chuàng)作的、古代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為研究對象，其學術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將歷史文學的意蘊探究與文化溯源融為一體。作者走出純粹的“審美場”，借鑒文化批評的理念，將歷史小說置于一定的“文化場”中來解讀，通過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所隱藏的文化權力關系，視點高遠地展現(xiàn)出了當代歷史文學的生態(tài)特征與意義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歷史文學在文化轉型語境中的演變軌跡與創(chuàng)作群體，并從文化立場、現(xiàn)代意識、題材熱點、主體精神、文體形態(tài)和另類寫作現(xiàn)象六個方面，系統(tǒng)地分析了歷史文學的審美生態(tài)；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劉斯奮、二月河、楊書案等歷史文學名家的創(chuàng)作為代表，分別對思想立場層面的歷史主義典型化、女性現(xiàn)實主義、歷史守成主義傾向和審美境界層面的文化意味、大眾化、散文化傾向等方面，探討了歷史文學審美境界建構的文化路徑及其價值底蘊。貫穿于全書的基本線索，則是對當代歷史文學現(xiàn)代性內涵的豐富發(fā)掘與充分肯定。這種從思想文化高度、以現(xiàn)代性為線索審視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邏輯思路，既隱含著對當代歷史文學內涵特征的深刻認知，也是對歷史文學在整個當代文學格局中的意義和分量予以學術強化的具體表現(xiàn)，其中鮮明地體現(xiàn)出一種以當代文學為本位來探討和判斷歷史文學價值的學術邏輯?！懂敶鷼v史文學生產(chǎn)體制與歷史觀研究》和《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chuàng)造與重構》最為重要的主編思路，則是從當代文化整體格局的高度著眼，來體察各類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合理性、建構學術考察的視野與框架?！霸谥袊敶膶W中，客觀上存在古代歷史題材和現(xiàn)代革命歷史題材兩類社會背景、價值基礎都截然不同的創(chuàng)作。而且不管是古代還是現(xiàn)代歷史題材，在史實‘演義’的基礎上，都帶有思潮性質地出現(xiàn)了純虛構形態(tài)的‘新歷史文學’。而影像和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更給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包含著審美與文化新質的新型內容載體?！庇谑?，這兩部學術著作也就將其全部納入學術考察的范圍，并以“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視野范圍內對當代文學尤其是近30年來客觀存在的多元復雜的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作出回應”。在《當代歷史文學生產(chǎn)體制與歷史觀研究》一書中，研究者致力于“對當代歷史文學的生產(chǎn)體制、在該體制下派生的創(chuàng)作實踐及表現(xiàn)形態(tài)，存在于創(chuàng)作實踐中的歷史觀問題進行全面考察”?！吨袊敶鷼v史文學的創(chuàng)造與重構》一書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分首先從文藝論爭中探討當代“歷史題材寫作規(guī)范的確立”，然后勾勒了傳統(tǒng)形態(tài)歷史小說、新歷史小說和革命歷史小說發(fā)展概況，剖析了其中的認知境界特征與世俗化、史詩化等審美文化傾向；后半部分則通過對歷史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文本解讀，具體闡述了當代歷史文學的審美建構與文學成就。相對于僅僅著眼于傳統(tǒng)形態(tài)創(chuàng)作的歷史文學研究，這兩部著作的學術視野既有對歷史文學研究框架與學術外延的拓展，又體現(xiàn)出一種排除歷史與文學觀念高下之分、以“歷史”為本位的思想邏輯與文化氣概，對于在相互比較中理解各類歷史題材的復雜情形與審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吳秀明對當代歷史文學從兩個基本方面所展開的學術考辨，實際上是從學理化的層面，既為將歷史文學納入當代文學意義格局“開辟了一條道”，又為全方位地審視當代文化格局中歷史文學的復雜情形“打開了一扇門”，其中所體現(xiàn)的，確實是一片“將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有機融合起來”的“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三、學術思維與學理境界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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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0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0-0271-01

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文學作品。文學研究或者說文學批評，是一種定性的、闡釋性的、以閱讀體驗為基礎的研究（趙永剛 2011），這就導致文學研究的準確性可能會受到研究者個人感受的影響。隨著文學研究的不斷發(fā)展，在文本語料基礎上進行語言研究的語料庫語言學逐漸引起了文學研究者們的關注。這種量化的、描述性的且以概率為基礎的語料統(tǒng)計分析，恰好能彌補傳統(tǒng)文學研究方法的不足，使文本的分析描述更系統(tǒng)、更可靠（趙永剛 2011）。

一、利用語料庫進行文學分析的優(yōu)勢

Wikberg（1997）認為，傳統(tǒng)的語篇分析是個案式的、動態(tài)的、從微觀到宏觀、意義和形式互動的定性分析；而運用語料庫手段進行的語篇分析則是批量式的、靜態(tài)的、從形式到意義、微觀與宏觀互動的量化研究。以語料庫語言學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可以做出具體的定性定量分析，使用語料庫的方法可以輕松地統(tǒng)計出整個文本的字節(jié)數(shù)、形符數(shù)、類符數(shù)、平均詞長、平均句長、句長標準差、平均段落長以及段落長標準差等。這些具體的數(shù)值都為后續(xù)的作品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是語料庫角度的文學作品分析與傳統(tǒng)文學分析方法最大的差別，也可是說是優(yōu)勢之一。然而，語料庫語言學也并非適用于所有情況。趙永剛（2011）認為，首先需要滿足的是語料庫的工具不能對文本或者語料產(chǎn)生限制。其次，不符合語法規(guī)則的文本不會影響文本分析。最后，使用語料庫的研究過程不應該需要大量的人工檢查。

自語料庫語言學被研究者們用于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研究后，其研究重點也發(fā)生過轉變。李晉（2010）指出，“該領域的最初研究以歸納驗證文學文本的語言特征為主，而后期逐步轉向對文本‘意義’的探析……可見語料庫開始被用來對比研究不同文類的文體差異，以更好地歸納文學文本的特征?！?/p>

二、從語料庫入手的外國文學實證研究

張海云、謝群芳（2010）采用語料庫研究方法對越南著名的中篇小說《志飄》進行了檢索分析，從文本特征、故事情節(jié)和寫作特色等角度對此作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他們首先使用了Wordsmith Tools軟件中的詞表（wordlist）功能對文本的基本情況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接著又使用了主題詞（key word）和詞圖（Plot）功能對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進行了詳細分析，最后又根據(jù)索引（Concordance）對這部作品的寫作特色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避免了傳統(tǒng)文學批評中只注重概念演繹或者生搬某種文學理論進行穿鑿附會的弊端”（張海云、謝群芳 2010）。

劉娟（2013）同樣使用了語料庫工具，從語料庫文體學的視角探討了小說集《都柏林人》中《伊芙琳》一文的主角伊芙琳的精神逃亡。她借助語料庫工具對文本的主題詞進行了定量分析，以期能對伊芙琳的心理活動進行一個更為客觀的描述，探討她在選擇逃亡時的心路歷程。這樣的研究方式，避免了因文學研究者的主觀判斷而產(chǎn)生的自發(fā)性和循環(huán)論證的弊端，通過更為可觀的定性、定量分析，呈現(xiàn)出作品凝重而深刻的西方道德倫理觀。

與之前研究不同的是，任艷、陳建生、丁峻（2013）的研究并不是以某一部文學作品為對象，而是針對英國哥特式小說進行了研究，分析了這類小說在詞叢方面的文體學特征，并據(jù)此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討。他們認為，傳統(tǒng)文學批評通常是基于評論者的直覺，通過邏輯思辨得來結論；而基于語料庫的研究可以提取客觀數(shù)據(jù)，運用語料庫文體學的方法和手段，進而得出相應的結論。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以更進一步拓展文學批評的準且行以及客觀性（任艷、陳建生、丁峻 2013）。同時，這種摒棄某一單獨作品或者是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作為研究對象，而將某類型的小說作為研究對象的方法，也不失為一種新的文學文體學研究方向。

三、結語

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不斷發(fā)展，將語料庫工具運用到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似乎已經(jīng)成為了必然結果。只要能夠充分掌握語料庫工具的使用方法，正確認識到語料庫研究方法的優(yōu)劣之處，揚長補短，必定能夠得到一種更為完善、更有說服力的分析方法，從而達到拓寬和深化文學研究的目的。

參考文獻：

[1]Wikberg K.O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and style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corpus linguistics[J]. Language and computers，1997，（20）： 311-330.

[2]李x.語料庫語言學視野中的外國文學研究[J].外國語，2010，33（2）：82-89.

[3]劉娟，道德與情感的交融――從語料庫文體學視角探討伊芙琳的精神逃亡[J].外國語文，2013，29（4）：48-52.

篇8

當前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學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外國文學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語系、中文系以及相應的外國文學研究機構。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國當前的外國文學研究存在著以下的優(yōu)勢:人力優(yōu)勢，當前我國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國文學研究人員的數(shù)量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國內其他的研究機構，其人員優(yōu)勢是其他機構所不能相提并論的，這為我國對外國文學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礎;國內高校的教學涉及多個國家的外國文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涵蓋的領域之廣也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相應的學者可以更加完善的進行研究;在學校中，對于外國文學的研究主要是應用于教學的，使學生通過這些研究的學習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國文學的背景、文化底蘊以及文學差異，所以，高校外國文學研究人員選擇的課題更傾向于解決有實踐價值的問題;人員師資的穩(wěn)定性，當前國內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師資隊伍，有資深的教授引導外國文學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時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隊伍前赴后繼不斷壯大;各國高校之間經(jīng)常會有一些學術交流會，這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團隊可以不斷的接收到新的思想，與各國文化發(fā)展的新趨勢接軌，豐富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課題。

三、外國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優(yōu)勢很是明顯的，從國家規(guī)劃到具體學術研究機構以及研究人員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但還是存在著不足之處，主要問題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

1．我國文學史類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國家高度的宏觀調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個人項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學者之間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難免會發(fā)生學術研究重復的現(xiàn)象，從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的浪費。

2．當前在研究方法和學風上還存在著浮躁情緒。主要表現(xiàn)在大部分學者都會趨之若鶩于某一個時期熱門的課題以及熱點的作家，而面對較有難度的課題或者學術難題時，就會很少有學者敢于接受挑戰(zhàn)，對于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空白之處也很少有人問津，以至于這些領域遭遇擱置和冷落。

3．雖然當前不乏國際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但是我們對于國外外國文學研究的最新動態(tài)的了解還是會相對滯后的，仍然會有很多的作品僅僅是對外國文學的簡單的翻譯和羅列、盲目的跟風，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統(tǒng)的研究。

4．雖然目前國內對于外語的熱衷程度很高漲，但還是以英語為主流，而且主要還是處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國文學的隊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語水平較低、無法直接閱讀外國文學原著，只能依賴于相關的翻譯作品或者其他的評論著作，這也會從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響到了對于原著內涵的領悟。

5、我們的文論話語尚存在問題。面對這樣一個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擊的時代，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在自己的文學批評與研究實踐中往往處于一種比較艱難的境地。

四、外國文學研究的發(fā)展趨勢

接下來，外國文學研究的總體趨勢還應該是在現(xiàn)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xù)發(fā)展，但是當前也面臨著一些新的發(fā)展趨勢的挑戰(zhàn)。

1．對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發(fā)展的回顧和總結將是“十五”期間的首要任務。進入新世紀之后，外國文學研究將更加關注二十世紀文學進程的特點、思潮和流派，而時間上的這一距離也使我們有可能對剛剛過去的這一個世紀進行比較客觀的總結。

2．對于外國文學理論的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一向是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近十幾年以來，雖然很多國外的文學理論都有相應的譯著作品，而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徑進入中國，從而被國內的廣大讀者閱讀。但是，至今現(xiàn)在國內或缺的仍然是系統(tǒng)的研究，更不用說做到為我所需，為我所用。這種局面亟待扭轉。

3．加強外國文學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國文學作品的譯著以及評介文章等在中國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這方面我們已有相當顯著的成就，并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但是，如何將中國文化和對外國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推出一批具有中國特色和獨立創(chuàng)見的研究成果，將是我們今后的主要研究課題，其成果也是中國評論界、學術界對世界文壇做出的最大貢獻。

4．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已經(jīng)束縛了我們對于外國文學的研究，這種狀況亟待解決，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國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學與人、文學與語言、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文學與文化等跨學科的課題。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顧傳統(tǒng)的研究方式和人類學、結構、符號、價值等新方法和新視角。

5．最大力度的減少重復勞動，加強各高校師資之間的學術探討、信息交流、互通有無，避免學術封閉研究，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重復浪費，提升資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強我們當前外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的各項研究工作。如對非主流國家文學的研究、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對戲劇、詩歌的研究、對文學翻譯的研究，填補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上一些空白的項目等等，遮羞都亟待進一步加強。

6、外國文學教學與教材編著標準需要轉移。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歷史潮流的推進，外國文學的學科建設受到了政治環(huán)境的極大影響，政治性成為外國文學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標準之一。而進入新時期之后，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以及開個開放的大局影響，外國文學在教材編著以及教學等各方面都發(fā)生了極大地變化，審美性也開始成為教材編著所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9

在中國本國文學研討發(fā)展時段，也就是1978年到2010年之間，在中國文明語境下，以五家權威綜合型專業(yè)學術期刊《本國文學研討》、《本國文學評論》、《本國文學》、《國外文學》和《現(xiàn)代本國文學》為最重要的考核規(guī)模，經(jīng)過梳理這個時間段實際研討和作家作品進行一定研究，同時對于話語轉型的學術進行一定意義研究，可以看出本國文學研討的話語建構理論運動是非常具有充足視角的。文學研討屬于話語建構和語境理論運動方面問題，學術反思應該充足創(chuàng)建話語視角和常識辦法，經(jīng)過歷史發(fā)展，需要深刻地對于話語熱門問題進行一定剖析，進而對于文學研討中文明主體進行建構，比如對于五四時期文學研討話題形式變更是非?？焖俚闹黧w，確立也具有非常光鮮的認識形狀特點。論文經(jīng)過后期爭論和磨合，對于人性主義的話語和古代派系話題也進行一定的主流話語研究工作，實際話語中文學新次序也不斷發(fā)展，階層剖析話語形式也不斷淡出，情勢審美研討呼聲也不斷高漲，對于學界東方話語表達也進行一定質疑，作家研討視野上進行不同的分析和深刻研究，主要爭論的問題就是科學困局和研究成績認識問題，歸納綜合實際可以看出文學研討影響整個理論研究。經(jīng)過對于詳細案例分析和研討話語轉型分析，最初步話語建構價值和進程中存在很多問題，需要及時解決。

二、外國文學研究整體現(xiàn)狀分析

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系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已經(jīng)有百年歷程，很多學科中外國文學已經(jīng)是非常特殊一個部分，百年來外國文學作品和西方文學理論已經(jīng)翻譯了很多。中國文學界、學術界和非常重要話語資源，不斷推動中國學識和整個文化發(fā)展轉型。但是整個體系中對于外國文學進行學術長期研究，不斷進行引進、描述和介紹，都很難超越西方學界研究水平和話語思維模式。各國文學學術中對于歷史學、文藝學、古典文學和現(xiàn)代學科都進行一定全方位和多角度分析，外國文學界腳步卻稍微滯后，經(jīng)過十年來語境和經(jīng)典作家學術研究，不斷總外國文學研究中建立中國文化建設學術體系。目前學制中規(guī)定外國語言文學是一級學科，是諸個文學的二級學科中比較文學范疇，歷史上外國文學教育實踐也一直是以兩種方式存在，一個是語種文學，另一個是世界文學，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簡單集合體。

三、階級話語的滯留

話語的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新舊話語之間必須是要經(jīng)過一番斗爭，歷史并沒有因為政局突變而瞬間轉變，意識形態(tài)繼續(xù)控制著思想文化，舊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模式依然非常盛行。話語歷史中文學、學術和藝術是一個整體內容，人道主義討論和現(xiàn)代派文學爭議的共同問題是整個文化問題，在這場討論中外國文學學科具有非常重要意義，外國文學界也經(jīng)歷兩次討論，和學科相互之間也進行相互融合。人道主義和現(xiàn)代派最初都是通過翻譯進入到中國學界視野，這兩種話語也以不同方式出現(xiàn)，代表著不同時期中國對于世界文化的認知，外國文學界當然不可能只是原封不動地進行話語輸入，更多的是做了某種過濾和想象，通過分析可以看出中外文學界對于相應話語不同解釋，都是能夠很好呈現(xiàn)外國文學變化的。通過對于外國文學不斷研究，新世紀學界面臨很多問題，都是沿著一定軌道進行一定發(fā)展的，學術評價制度也日益不斷規(guī)范化和數(shù)字化，導致學術研究生產(chǎn)性不斷增強，外國文學的話語地位也遠遠不及以前，隨著理論熱潮思想轉變已經(jīng)進入到成熟期，外國文學研究也變得多元化，研究實踐也不斷呈現(xiàn)文化轉向的大趨勢方向。只有這樣才能很好發(fā)展外國文學的理論價值和作用，不斷促進對于中國文學發(fā)展起到借鑒作用，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能夠達到中西融合，使得西方優(yōu)秀的文化能夠很好融入到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起到一定啟發(fā)性作用，更多是為了能夠很好提高對于中西文化交流，促進世界和平和穩(wěn)定做出貢獻。

篇10

J·希利斯·米勒在這篇文章中論及的核心問題，是在電信通訊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印刷媒介漸趨衰落，與之帶來的意識形態(tài)的生成與傳播途徑及其效果的變化。綜觀米勒對文學生存之難的表述，可以歸納出一下幾點：一是電信通訊的產(chǎn)生和飛速發(fā)展對傳統(tǒng)紙媒造成了巨大沖擊；二是電信通訊的發(fā)展極大地左右了受眾的意識形態(tài)，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三是電信通訊的發(fā)展消解了文學、哲學、精神分析、情書等的意義；四是文學從來就是生不逢時的，文學同藝術一樣，只屬于過去。而他的對應方法就是利用電子媒體的可塑性，服務于政治，重塑意識形態(tài)；而對于文學之難，他卻悲觀到連解決的方案都沒有提出，只是說對于尚存的文學遺脈，要“研究”，要“現(xiàn)在”研究。

不過，筆者卻認為，米勒的觀點，還有許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從第一點問題電信通訊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對傳統(tǒng)紙媒造成了巨大沖擊說起。的確，隨著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推進，一個電氣化的時代來臨，電逐漸取代蒸汽、煤等動力，而在全球范圍內獨行天下，電的使用使人類的生產(chǎn)史發(fā)生了一次偉大的飛越，它帶來的是飛速運轉的馬達、齒輪和機器，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繼而電子化又推廣到印刷、傳播行業(yè)，以往單一并且傳播速度不夠快，但是傳播范圍已經(jīng)比較廣的紙媒很快受到電子媒介的巨大沖擊。因為電子傳播的超快時效性、超廣范圍和超越紙媒視覺交流的單一而生成的多媒體技術，這些強大的功能和強大的覆蓋能力都使紙媒難以望其項背。人類用以記錄的載體都是為了服務于需要記錄的精神思想實質，所以人類在發(fā)覺語言難以完全準確地記錄、廣泛迅速地傳播時創(chuàng)造了文字，當人類發(fā)現(xiàn)文字的記錄功能如果只局限在貝殼、龜甲、巖石、樹葉上而不能得到更方便快捷有效的傳播時人類便發(fā)明了紙與印刷術，紙的輕便利于運輸存儲、廉價利于推廣、印刷術較于版刻石雕的快捷可復制性，使紙媒不但大大增強了意義的保存和傳播，而且在紙媒的歷史上，多如星河璀璨如星河的人類珍貴文化財產(chǎn)被保留，這也就是米勒說的諸如文學、哲學、精神分析的經(jīng)典被印刷品制作并且流傳的現(xiàn)象。印刷品對這些珍貴的人類文化財產(chǎn)的保存和傳播的確功不可沒，但是，米勒卻在新型的電子傳媒面前板起面孔，表現(xiàn)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但是，筆者卻覺得，沒有必要對新生的電子媒介抱有如此大的畏懼感和反對感。

米勒的第二論點就是電信通訊的發(fā)展極大地左右了受眾的意識形態(tài)，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米勒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電訊通訊果真如洪水猛獸一樣入侵這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更重要的是，電子媒介可以給人們制造出一種現(xiàn)實的幻境。當人們被包圍在電子媒介的身影之中時，人們如同全面補充營養(yǎng)一樣，維生素A、B、C、D，鈣鐵鋅，各種訊息飛速地傳播到人們的視野里，可怕的是，這些訊息都是在電子媒介進行了一種“無意識”的篩選、凈化處理之后得到的，就像看似全面的人體所需營養(yǎng)，但是都經(jīng)過藥廠加工處理，失去了從天然果蔬攝取的本真，很可能在人體內產(chǎn)生異化。而電子媒介的這種過濾加工，就是米勒所憂慮的給受眾一個虛幻的真實。當電子媒體鋪天蓋地地宣傳強調一種思維、一種理念、一種現(xiàn)象、一種模式之后，受眾會自動地認為自己所處的社會現(xiàn)實即是如此一種，于是會改變自己之前的本來豐富多樣的意識而去跟隨媒體出示的模范，這就是一種米勒所擔心的“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并且，他站在政治統(tǒng)治的立場上看，認為這種現(xiàn)狀對政治的控制也是一個威脅。所以，他說電信通訊對于人們的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超越了政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