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商品經濟特征，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已有研究不足之處主要有兩點：其一，現有的方法忽略了經濟區(qū)域內不同觀測點的市場一體化對當地經濟增長影響的不同，只得到一個平均結果；其二，忽視了觀測點存在空間溢出效應等導致觀測點之間存在空間相關性，回歸結果將無法滿足一致性和無偏性。因此，本文以珠三角9個城市為例，研究最近十年內珠三角商品市場一體化對珠三角各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市場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概述

區(qū)域市場一體化是區(qū)域市場化和一體化的融合，是指一國內部區(qū)際資源的自由流動以及產品和要素在區(qū)際間的無歧視，市場一體化是過程和狀態(tài)的統一。過程是指區(qū)際資源自由流動的障礙被消除的運動，狀態(tài)是指區(qū)際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區(qū)域市場化和一體化的深化同時推動著區(qū)域市場一體化水平的提高。其中，區(qū)際市場化是推動區(qū)際資源自由流動的主要動力，區(qū)際合作的深化，即市場層面的一體化則消除產品和要素在區(qū)際間的歧視。商品市場一體化是區(qū)域市場一體化的部分內容，此外還有要素市場一體化等。

市場一體化的測度是研究的難點之一，已有研究分別從狀態(tài)和過程進行測度。對市場一體化狀態(tài)測度的方法主要有：生產法、經濟周期法和相對價格法；對過程的測度方法有：貿易流法、社會網絡分析法和問卷調查法。

市場一體化的測度有兩個作用：研究區(qū)域市場一體化的趨勢和現狀，量化它對經濟的影響。理論分析認為，市場一體化導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企業(yè)實現規(guī)模經濟，地區(qū)競爭加劇使得消費者獲益增加，需求增加又導致投資進一步的增加，投資增加又促使價格的下降，實現良性的經濟循環(huán)。因此，市場一體化意味著競爭加劇和技術進步與創(chuàng)新，從而提高整個地區(qū)的經濟效率。

然而，經驗研究結果并不完全支持理論分析，實證結論包括三種情形：第一種，市場一體化有助于經濟增長；第二種，市場非一體化會促進經濟增長；第三種，市場非一體化對經濟增長影響與區(qū)域經濟發(fā)展水平有關。

概述之，市場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非一成不變，個體和時期的差異性會影響結果，但是并未得出統一性的結論。文獻閱讀發(fā)現，已有研究至少忽略了區(qū)域空間異質性和相關性兩個方面的不足。為彌補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內生增長模型，采用空間面板數據地理加權回歸方法，實證研究珠三角商品市場一體化影響內部9個城市經濟增長的差異性。

三、研究方法選擇和模型設定

（一）研究方法的選擇

已有文獻對市場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采用傳統的不變系數模型，即假定變量之間的經濟關系在觀測點之間保持一致性，變量系數不隨觀測點位置的移動而改變。傳統方法既存在忽略樣本差異性，從而可能得到與實際情況不符的結論，又存在應用對象的局限性。

為了解決傳統方法對異質性的忽視，Brunsdon等提出了變系數的地理加權回歸方法（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方法能夠有效處理空間參數的非均衡，而且其處理異質性的模型更為靈活，其參數隨空間變動而不再依賴于具體的函數形式。本文將GWR方法擴展至面板數據，同時考慮了空間相關性，最后應用于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

（二）模型設定與估計

1.GWR模型介紹

GWR模型的設定形式：

Yi=Xiβ（ui，vi）+εi i=1，2，...，N（1）

其中，Yi表示被解釋變量，Xi是1×K的解釋變量，β（ui，vi）表示參數，ui、vi表示回歸點i的空間屬性變量，如經度和緯度，εi～N（0，δ2）。該模型將樣本點的空間位置引入到回歸參數中，利用局部加權回歸方法分別對每個樣本點進行估計，獲得各樣本點參數的不同估計值。若i為回歸點，j點的權重是其與i點空間距離的函數，如wij=exp，其中，h為帶寬。從wij的表達式可以看出，h直接決定了在對i點進行回歸時j點的權重。

2.空間面板數據GWR模型的設定與估計

空間面板數據地理加權回歸模型：

Y=ρoWY+Xβo+u， u=v+ε（2）

其中，Y=（Y1，Y2，...YN）T表示因變量向量，Yi=（Yi1，...，YiT）T。ρo為空間自相關系數矩陣，矩陣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通常對其進行行和等于1的標準化，WY表示因變量的空間滯后項，表示Kronecker積。X為NT×NK的外生變量對角矩陣，其對角線上的元素為T×K矩陣，βo為NK×1維參數矩陣。u為NT×1維干擾項向量，v為個體效應向量，ε～N（0，δ2εINT）是隨機擾動項。

根據空間面板數據地理加權回歸模型的設定方式，采用ML估計方法可得到模型（2）中個體效應v為隨機效應時的參數估計值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混合效應和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過程，實證模型中其他變量的回歸結果也未詳細列出，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i=（X′Ω-1iX）-1X′Ω-1iAY（3）

2ε=F（Ψ2，hi，ρi）=（u′（（TΨ2IN+Gi）-2GiT+G-1i（IT-T））u）∑j=1，...NgijTΨ2+gij+N（T-1）（4）

其中，Ωi表示估計i點時干擾項的方差協方差陣，ET=IT-T，T=JT/T，JT表示元素全為1的T階方陣，Ωi=（Tδ2vINT+δ2εGiIT）（INT）+（δ2εGiIT）（INET），2ε表示回歸時得到的δ2ε的估計值。Ψ2=δ2v/δ2ε，δ2v表示個體效應v的方差。

然后根據隨機效應模型的集中化對數似然函數CLNFC（Ψ2，hi，ρi）：

CLNFC（Ψ2，hi，ρi）=c-12∑j=1，...，NΨ1-NT2lnF（Ψ2，hi）-12u′^Ψ21F（Ψ2，hi）+lnabs∏q=1，...，NT（1-ρiwq）（5）

其中，P=INT，Q=INT-P，Ψ1=ln（TΨ2+goi）+（T-1）ln（gij），Ψ2=（（TΨ2IN+Gi）-1IT）P+（G-1iIT）Q，表示干擾項的估計值。模型（5）需要估計3個參數，Ψ2、hi和ρi，將其估計值代入式（3）和式（4），即可完成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

四、商品市場一體化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一）珠三角商品市場一體化的測度

本研究采用Parsley和Wei提出的相對價格法測度珠三角商品市場一體化指數。該方法的研究思路從冰川成本模型出發(fā)：假設商品k在i地價格為pi，在j地的價格為pj，在i和j之間銷售商品k的交易成本為商品價格的一個比例C，0pkj或者pkj（1-C）>pki時，存在套利活動，即會有人進行跨區(qū)域的貿易活動獲取利潤，直至達到均衡狀態(tài)。因此，得到相對價格pki/pkj的無套利區(qū)間。由于眾多商品的絕對價格很難獲得，而且現實的統計數據通常采用相對價格形式，Parsley和Wei等提出利用區(qū)際間相對CPI或相對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的方差Var（qkijt）來測度區(qū)域商品市場非一體化程度，Var（qkijt）越大則說明區(qū)域間的商品市場非一體化越嚴重，反之則反是。

本文以2001～2010年《廣東省統計年鑒》中珠三角各城市的9大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包括服務項目、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用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醫(y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居住。為基礎，根據相對價格法測度珠三角商品市場一體化指數。

根據桂琦寒等（2006）的定義，商品市場一體化指數越大，對應城市的商品市場非一體化程度越深，反之則反是。表1的統計結果表明，研究期內各城市的商品市場非一體化水平總體呈下降趨勢，在2008年普遍出現了提高，很可能是“次貸危機”導致地方保護加劇。此外，珠三角各城市的商品市場一體化程度，廣州最高，深圳和東莞最低。

（二）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經濟增長差異效應研究模型

本研究基于陸銘和陳釗（2009）的研究文獻，得出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模型：

growthit=ci+βi1MIit+βi2MI2it+ρi∑j=1，...，i-1，i+1，..Nwijgrowthjt+γiXit+uit，uit=vi+εit（6）

其中，growthit表示地區(qū)i在時期t的真實人均GDP增長率（%），ci表示常數項，MIit是地區(qū)i在t時期的商品市場一體化指數，MI2it表示MIit的平方項，ρi表示空間自相關系數，wij是空間權重系數。系數下標i表示該系數與回歸點i的地理位置有關。在模型中分別用滯后一至三期的MI_LAG代替MI，以研究商品市場一體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滯后效應，即表2中的模型Ⅱ～模型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人均資本k的對數lnk，通貨膨脹率CPI，對外開放OPEN，實際利用外資（AFC）占GDP比重，人口增長率PG（‰）。uit表示擾動項，包含個體效應vi和獨立同正態(tài)分布的隨機擾動項εit。

lnk的估算采用永續(xù)盤存法：

Kit=Kit-1（1-δit）+IitKit（7）

其中，Kit和Kit-1分別表示第t年和t-1年的物質資本總量，δit表示資本重置率，Iit表示當年的投資總量。令δit=9.6%，并用各城市1980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除以10%作為該市的初始資本存量，得到人均資本存量kit=Kitpopit，popit表示年初和年末人口總數的算術平均。

（三） 數據來源和回歸結果

模型（6）和模型（7）的數據均來源于2001～2010年《廣東省統計年鑒》?；貧w分析包含模型的估計和檢驗兩部分：首先，采用ML方法對混合效應、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下的模型（6）進行估計；其次，采用基于擬合優(yōu)度的擬合χ2分布檢驗固定效應模型相對于混合效應模型，以及漸進χ2分布的隨機效應模型相對于混合效應模型的LM檢驗。兩個檢驗統計量值分別為F（1.01，54.9）=0.00015和LM=8.00。因此，本研究認為隨機效應模型適合所使用數據。

在包含MI的回歸模型中，空間自回歸系數ρ的估計結果不顯著，而且在不變系數面板數據模型的空間自相關Moran’s I檢驗也表明自變量不存在空間自相關（Pmoran’s I=0.53）。該統計結果表明珠三角各城市的經濟增長在研究期內并無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即周圍城市的經濟增長對該地區(qū)經濟增長無統計上顯著的影響。因此，在分別包含MI_LAG1、MI_LAG2和MI_LAG3的模型Ⅱ～Ⅳ中未再加入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

表2為包含不同時期商品市場非一體化指數模型的估計結果。總的來看，研究期內珠三角商品市場一體化對各個地區(qū)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性。其中，商品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會提高廣州、深圳、惠州和江門的經濟增長水平，但會降低肇慶和東莞的經濟增長水平。此外，珠海的市場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隨滯后期變動：

模型Ⅰ，模型的商品市場一體化指數只包含當期MI，大部分城市的經濟增長不受珠三角商品市場一體化當期值的影響。但是，東莞和中山的MI顯著為正，即說明采取商品市場非一體化的方式將更有利于同期的經濟增長；江門的MI顯著為負，說明商品市場非一體化程度的提高會降低當地的經濟增長水平。

模型Ⅱ～模型Ⅳ的回歸結果顯示，商品市場一體化指數的滯后期對地方經濟增長效應更顯著，與MI相比，MI_LAG1、MI_LAG2和MI_LAG3在9個地區(qū)中分別有7個、4個和5個地區(qū)顯著。廣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和江門的MI_LAG系數總體為負數，即商品市場一體化對這些地區(qū)的經濟增長有明顯滯后的積極影響；東莞和肇慶的MI_LAG1和MI_LAG3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滯后一期和滯后三期的商品非市場一體化對這兩個地區(qū)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

表2的實證結果表明，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城市的經濟增長受商品市場一體化的有利影響。當商品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至一定水平時，商品市場一體化將不利于相對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增長（見表3）。由于發(fā)達地區(qū)在高技術產業(yè)擁有比較優(yōu)勢，且通常具有較快的技術進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貿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較大的份額，商品市場一體化對較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增長更有利。但隨著商品市場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相對落后地區(qū)通過獲得相對發(fā)達地區(qū)的技術溢出，或者采用趕超戰(zhàn)略等方式使其擁有部分高技術產業(yè)的生產能力，提高其與相對發(fā)達地區(qū)貿易中所享受的利益份額，相對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增長不再受益于商品市場一體化。本文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或國內部分區(qū)域的一體化組織不斷擴大的原因，只有通過不斷添加相對落后的個體，才能夠保持較發(fā)達地區(qū)獲取區(qū)際貿易的正面影響。

但是，在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城市中，只有肇慶市和東莞市的經濟增長明顯受商品市場非一體化的有利影響，江門和惠州的經濟增長受商品市場一體化的有利影響，兩種不同的影響同樣會隨著商品市場（非）一體化程度提高而出現拐點（見表3）。雖然商品市場分割能夠保護當地企業(yè)免受外部競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的結果。根據區(qū)域經濟增長理論，決定區(qū)域經濟增長的因素可分為兩大類：需求因素和供給因素。商品市場一體化通過區(qū)際貿易同時直接或間接影響需求因素和供給因素，商品非市場一體化則只能影響供給因素①。如果相對落后地區(qū)的產品和企業(yè)太缺乏競爭力，促進落后地區(qū)經濟增長的只有供給因素，則商品市場非一體化更有利于當地經濟增長，這樣能夠保護本地企業(yè)免受外地企業(yè)的競爭（肇慶和東莞）。但是隨著商品非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過于封閉的商品市場會給技術創(chuàng)新等供給因素造成負面影響，從而對地方經濟增長起阻礙作用。如果促進落后地區(qū)經濟增長的同時包含需求因素和供給因素，則商品市場一體化更有利當地經濟增長（江門和惠州）。

表3的結果可檢驗商品市場非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存在拐點，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趨勢?；貧w結果表明，除了模型Ⅰ的東莞和模型Ⅱ的江門以外，β1顯著的絕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拐點，即商品市場一體化對大部分城市經濟增長存在拐點，該結論與陸銘和陳釗（2009）的結論相似。根據拐點公式-β12β2計算得出，大部分觀測點仍處于拐點的左側，即說明商品市場（非）一體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趨勢在大部分地區(qū)未發(fā)生方向性的變動。

從β2的總體分布情況來看，商品市場（非）一體化對幾乎所有研究對象的經濟增長影響都存在拐點，當商品市場一體化達到一定程度后，商品市場一體化會不利于相對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同樣地，當商品市場非一體化達到一定程度時，商品市場非一體化也會阻礙相對落后地區(qū)的經濟增長。

此外，其他系數的估計結果顯示，所有地區(qū)的lnK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物質資本的增加對dylw.net 所有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4個模型的CPI系數都顯著為負，陸銘和陳釗（2009）認為當期的通貨膨脹導致經濟的周期波動，當年的通貨膨脹有可能伴隨著未來更低的經濟增長。東莞和肇慶的對外開放OPEN系數顯著為負，珠海和江門對外開放OPEN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對外開放加劇了地區(qū)的競爭，但并非一定能促進地區(qū)經濟增長，所處經濟發(fā)展階段不同，地區(qū)本身的特征差異影響區(qū)域對外來競爭的消化能力，因此表現出區(qū)域之間的差異性。同樣地，實際利用外資AFC變量也出現了區(qū)域間方向性的差異性，其中，東莞和肇慶的AFC系數顯著為負，珠海和江門的AFC變量系數顯著為正。綜合OPEN和AFC兩個變量來看，雖然東莞和肇慶在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但是外來資本的投入對地區(qū)經濟增長帶來了正面影響，而珠海和江門則出現與它們相反的結論。為了有效地吸收貿易及外資的有利方面，去除其不利影響，這兩組城市之間應該相互借鑒，增進交流，從而實現共同進步。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的研究表明，商品市場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時滯性。商品市場一體化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兩種不對稱性：相對發(fā)達地區(qū)和相對落后地區(qū)之間的不對稱，以及相對落后地區(qū)內部之間的不對稱。商品市場一體化有利于相對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增長，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相對落后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商品市場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通過需求因素直接或間接起作用，由于構成相對落后地區(qū)的產品和產業(yè)結構差異，有些相對落后地區(qū)無法消化外來產品的競爭，從而商品市場非一體化對當地經濟增長更有利（如東莞和肇慶）。相反地，如果相對落后地區(qū)的產品結構和當地企業(yè)競爭力可享受到區(qū)際貿易中的利益分配，則商品市場一體化同樣能促進當地經濟增長（如江門和惠州）。

商品市場一體化對研究對象的經濟增長影響都存在拐點（模型Ⅱ的中山市除外），當商品市場一體化達到一定程度后，其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會發(fā)生方向性的轉變。即隨著商品市場一體化程度的變化，相對發(fā)達地區(qū)或者相對落后地區(qū)不會一直收益或受損，這可能是影響區(qū)際關系波動的原因之一。

總之，商品市場一體化降低了區(qū)際間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區(qū)際間的產業(yè)分工，從而提高整個區(qū)域的經濟效率。不同經濟體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經濟系統的構

成存在空間非均衡，導致經濟組織內部成員受商品市場一體化的影響不同。提高區(qū)域商品市場一體化，完善區(qū)際經貿關系需要重（上接第4頁）

點解決落后地區(qū)與相對發(fā)達地區(qū)在商品市場一體化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因此，相對發(fā)達地區(qū)需要在發(fā)展本地技術創(chuàng)新和生產能力的同時，兼顧相對落后地區(q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一味地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僅會損害落后地區(qū)的利益，而且會促使落后地區(qū)選擇帶來市場非一體化。同樣地，相對落后地區(qū)在商品市場一體化過程中的獲利有賴于自身的產品競爭力，當地政府和企業(yè)應該更多地生產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產品，而不是單純選擇技術含量高，利潤可觀的產品。最后，相對發(fā)達地區(qū)和相對落后地區(qū)在實現區(qū)際合作時，應該形成互惠互利的政策，從而減少區(qū)際貿易中的摩擦，降低區(qū)際貿易的風險，以提高區(qū)際合作為手段，促進區(qū)域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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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市場經濟是從商品經濟發(fā)展來的，是商品經濟發(fā)展的最高階段。在歷史上，商品經濟的出現，不像市場經濟那樣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征。商品經濟在初級階段，是從零星的、時斷時續(xù)的交換中發(fā)展起來的：人們在自給自足的生產中有了一定的剩余，于是想把剩余的部分，拿出去與人交換，換回自己缺少的東西。

隨著這種交換的增多，人們想出一個辦法：約定一個集中的地方便于交換。于是便有了農村的集市與城鎮(zhèn)的商場。在日益增多的交換中，人們感到以物換物的交換方式很不方便，便想到了用一種大家都認可的中介物進行交換，于是貨幣出現了。貨幣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fā)展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貨幣不僅使交換方便多了，人們發(fā)現擁有較多的貨幣，可以買自己需要的任何東西。于是生產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交換回自己需要的物品，更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貨幣，也就是通常說的為了掙錢。先前的交換變成為了掙錢的交易———這是商品經濟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商品經濟并不復雜的發(fā)展過程，昭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不是文化的原因，也不是什么精神的使然。僅僅是人類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出現的經濟活動現象。如果說有什么推動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力量，這個力量是從人的生活需要產生的，也就是人天生的欲望。然而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明白這一點，便不難明白市場經濟是怎樣出現的。市場人在欲望的驅使下，從先前簡單的交易掙錢，走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市場人自然會考慮到擴大生產、擴大流通領域、擴大消費市場、擴大資源市場。所謂全球化、地理大發(fā)現，都是這種“擴大”的需要。因為這種“擴大”需要錢，于是商品經濟順理成章地出現了滿足投資需要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的出現，意味著商品經濟走向了資本主導的商品經濟時代，也就是市場經濟時代。所以對市場經濟有個簡單的定義：以交易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發(fā)展出的以資本為主導的商品經濟。對市場經濟的特征與意義，十八世紀英國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作出了經典的闡釋：市場經濟是市場人在不受外界干預中自行其是的經濟現象。所有的市場人根據自己了解的市場信息，做出決策、采取行動。這個再平常不過的現象說明：以價格為中心的各種信息是導致市場運行的唯一力量。亞當·斯密把這個“力量”形容為“看不見的手”指揮市場運行———這是市場的奧秘所在。市場運行秩序不是哪個人設計的，而是市場人遵循大家都認可的信用規(guī)則自發(fā)產生的。任何人（組織）沒有能力左右這只“看不見的手”，也沒有能力替代這只“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是一種經濟意義上的利益角逐。學界有人說市場經濟是一種“魚肉行為”，不講道德。這個說法有道理，但不確切?！棒~肉行為”是宰割性質的，市場經濟的利益角逐沒有宰割性質。這種利益角逐猶如體育賽場上的競爭，只講規(guī)則中的競技、競力，不講道德。其實講規(guī)則就是講道德，市場中的利益角逐是同樣的道理。企業(yè)家在做出決策、采取行動的時候，沒有人考慮道德問題。人們不會因為這個現象說企業(yè)家是不講道德的。

實際上就是在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初級階段，雖然社會沒有完善的法治，但參與市場交易活動的人，都講信用，都信守承諾。否則這個人在市場上便站不住腳，沒有人與其做生意。這個簡單的事實，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市場是檢驗市場人道德的試金石。市場中的道德不是“講”出來的，市場道德是市場人在心照不宣的自覺行為中體現出來的。道德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市場經濟講自由競爭，講利益角逐，并非意味著市場行為是不受約束的放任自流。自由競爭既講道德，又講法治，市場經濟才能健康發(fā)展。所以，市場經濟需要有個保障自由競爭的外部條件。這個外部條件，便是國家用政體與法律維護的法治社會。

作者：李工

篇3

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非常迅速，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認識到不同經濟形式對當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和作用。而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fā)展歷程中的兩種重要模式，有必要對他們之間的區(qū)別予以辨析，從而正確把握未來經濟發(fā)展的方向。

一、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內涵

（一）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經濟體系下，所有的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都是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所引導的，不受到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導限制。從市場經濟的內涵上來說，其就是一種具備很強自主性的經濟模式，產生生產的多少、銷售的價格、銷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場主導的，市場需求多，那么就多生產；市場需求少，那么就少生產，一切經濟活動都以市場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雖然市場經濟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經濟行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滯后性。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整體把控，不會出現盲目生產的問題。市場經濟下，由于市場信息復雜，千變萬化，再不能及時獲知信息的情況下，就可能導致生產盲目或是滯后，最終導致損失。但是市場經濟可以讓市場資源都充分利用起來，可以促進經濟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一種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經濟模式，其是商品生產、交換、售賣的全過程總和。說的直白一點，商品經濟就是以直接交換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形式。根據商品經濟形式的內涵，可以發(fā)現其具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具有交換性。商品經濟的本質是商品交換，所以交換性就是其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第二，開放性。商品經濟的產生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實現的，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行業(yè)差別。正因為存在行業(yè)差別，才會產生商品交換的需求。而且隨著經濟行業(yè)的不斷擴張，這種需求也逐漸提升，使得商品經濟表現出了很強的開放性特征。第三，進取性。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者也是逐利者，為了在競爭中占據強勢地位，或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必然要積極進取，對生產技術予以革新，或是擴大生產規(guī)模，表現出了很強的進取性。[2]

二、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存在的差異

（一）市場形式的差異。不論是市場經濟還是商品經濟，市場都是最為核心的載體，沒有了市場，經濟模式也就不復存在了。對比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來看，市場形式之間的差異是二者最為顯著的一個差別。具體而言，在市場經濟形式下，市場的形式是一種多層次多線條的球狀化結構，即不同行業(yè)之間相互聯系，而每個行業(yè)內部又會朝縱向和橫向不斷拓展，最終形成一個龐大、復雜的市場形式。而商品經濟的市場，是一種單層次的多線條結構，不同行業(yè)之間的經濟交互是比較淺的，聯系并不是很緊密，而且存在差異化的行業(yè)經濟區(qū)別。所以對比來看，在市場的形式上，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就存在差異。（二）市場類型的差異。除去市場形式上的差異，在市場的類型上，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也存在差異。具體來說，商品經濟是以商品交換為目的的一種經濟形式，所以在市場類型上，其只有一種類型，也就是商品交換市場，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的。而市場經濟除了商品交換市場之外，還具有生產要素市場，這就是和商品經濟存在的最大區(qū)別。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實現的資源配置，即可以通過一定的經濟形式來獲得資源。而商品經濟的市場不存在資源配置，只有通過勞動成果才能交換得到。換句話說，在商品市場中，經濟活動的雙方是一種交易關系，也可以說是交換關系。而在市場經濟中，尤其是在生產要素市場中，經濟活動雙方是一種契約關系，通過一份契約達成當前的經濟交易活動，而不是商品經濟中的交換，這是一種本質性的區(qū)別。[3]（三）經濟發(fā)展的差異。從經濟發(fā)展的角度來說，商品經濟的未來就是市場經濟，或者說商品經濟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過渡階段，因此二者在最終形態(tài)上是存在差異的。在經濟發(fā)展的角度來說，商品經濟是在經濟發(fā)展初步具備了一定規(guī)模時產生的，這從商品經濟出現的時間點就可以看出來。而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經濟規(guī)模和經濟條件達到一定的水平，才會產生市場資源配置的需求，在經濟規(guī)模較小的時候，是不會產生這一需求的。因此，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區(qū)別就是經濟發(fā)展的階段不同。

篇4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commodity econom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正 文】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tài)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大力開展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特點。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從什么樣的角度出發(fā)和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去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并進而科學認識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最近，寧可先生強調："從中國社會形態(tài)的研究，尋求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特點，不能不注重中國經濟形態(tài)的特點，這里包括了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而尋求中國經濟形態(tài)的特點，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也許能給我們以線索和啟示。"（注：寧可：《中國社會形態(tài)中應當注重的一個方面－商品經濟》（"社會形態(tài)與歷史規(guī)律再認識筆談"），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蓋在于此。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這并不能說明該問題已無探討的必要，而恰恰說明這只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開端。下面，試就此問題略抒管見。

一

我們先從對已有的特點的分析談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和探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論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特點問題。其中，姜守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注：見《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1年第2期。）是有關此問題的專文。限于篇幅，以下圍繞此出分析。

篇5

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為社會分工。身份獨立，交換自由。民法的契約自由制度是指交換不僅須有身份平等的主體，而且須有貫徹這種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體，使人們能將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在交換的形式與內容中，從而使產品和社會財產的流轉能量大限度地符合人們的利益追求，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最大可能地接近價值規(guī)律的要求。民法這種既直接在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產生的，又反過來最直接地促進了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由此可見，民法的確是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民法本質上是反映商品經濟一般條件的法律形式，它調整著商品經濟中幾乎全部財產所有，財產流轉和人身關系在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首要前提，是商品生產者彼此承認交換的對方是平等和獨立的所有者。同時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要求承認每一個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私有者，允許他們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自由地開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活動。這種作用反映到人與人的關系上，就表現為他們在形式上完全平等。這種商品經濟和價值規(guī)律所要求的形式平等，在商品經濟廣泛發(fā)展，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得到充分顯露的社會里，國家為維護統治階段和整個社會賴以生存的物質生活條件，自然需要用法的形式予以保障，這種形式就是民法。從民法的權利主體制度，所有權制度，合同制度和民事責任制度來看，它們都是適應商品經濟的要求建立起來的。首先，參加交涉的商品必須為交換人所有，即交換者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交換物的所有者，而且，交換者參加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對方的商品歸自己所有，這就要求在法律上確立所有權制度。其次，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在不同的主體之間進行，由他們作為商品的監(jiān)護人，相互平等地發(fā)生關系。因此，反映商品經濟要求的民法，首要的是確立商品生產，經營者或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建立權利主體制度。在民法上，能夠享受平等權利能力的主體范圍，與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從事商品交換的人的范圍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商品生產須以不同的社會分為條件。只有不同的具體勞動所形成的不同使用價值，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并進行交換，商品交換的這一特征，反映到民法上，形成合同制度。第四，民法上的責任制度，即保護權利的方法，又表現為用平等方法來保障商品生產者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上可見，民法的各項基本制度，無一不是反映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要求，貫徹平等原則而建立起來的，民法在本質上是反映商品經濟一般條件的法律形式，它調整著商品經濟中幾乎全部財產所有，財產流轉和人身關系。

 

民法對商品關系以外的財產，人身關系的調整也是由商品經濟決定的(1)在奴隸制時代的羅馬，只有家長是完全的私法上的權利義務的主體，可以自由平等地參加商品流轉關系。但是，作為商品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的，卻不是家長，而是家長以羅馬的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的家庭。因此，要維護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正常進行，還必須規(guī)定家庭成員和奴隸的地位，規(guī)定他們相互之間及其與家長的關系，這就形成了羅馬私法上的婚姻家庭制度。其中的道理，正如資本主義民法為調整商品經濟關系，而規(guī)定了作為商品生產，經營單位的公司的內部關系一樣。羅馬法上最初的繼承制度，則是為了保障家長人格的繼承，以后才發(fā)展為財產的繼承，而與所有權相聯系。近代資產階級在繼承羅馬法上反映商品經濟一般要求的私法制度時，仿效羅馬法，從而將婚姻家庭法規(guī)范包括在了民法中。(2)民法作為上層建筑的一種形式，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對的獨法上的所有權制度形成以后，就不僅限于保護作為商品交換的前提和結果的財產所有，而且還用于保護一般的財產所有權。在民法形成以前或民法不發(fā)達的社會，財產關系主要用刑法和道德規(guī)范調整的，而在民法發(fā)達的社會，這種關系則主要由民法調整。(3)民法是為著調整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關系而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它所體現在平等原則也正是商品關系所要求的。然而，在商品經濟社會，平等原則不僅首先滲透到整個經濟生活領域，它在一定條件下甚至還要表現為政治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在商品經濟較為發(fā)達的社會里，贈與，使用和無償消費借貸以及有關獨立主體人格的關系，必然是一種平等者之間的交往關系，而且往往具有價值因素。例如，贈與，使用和無償消費借貸合同的標的，有時需要折合為金錢價值，以便接受國家的監(jiān)督和作為償還或賠償時的參考;侵犯人格權，往往也可準予以金錢賠償勞動人民日常生活中細小的使用和無償借貸關系，則無須訴諸于法律來調整。

 

篇6

一、經濟犯罪及其特征。1、經濟犯罪并不是一個法律術語，而是經濟和犯罪這兩個概念的相加與組合。經濟犯罪指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的，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讓利法規(guī)定為犯罪，并且應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2、特征：(1)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2)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3)被刑法規(guī)定為犯罪或者違反了刑法規(guī)定的行為。(4)應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二、市場經濟及其法制特征。特征：(1)是權利經濟。(2)市場經濟是自主經濟。(3)是契約經濟。(4)是競爭經濟。(5)是法制經濟。三、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的危害。1、侵犯經濟活動主體的合法權益。2、擾亂市場競爭的有序、正常運行。3、妨礙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措施的落實。4、破壞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外部環(huán)境。四、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途徑。1、嚴格執(zhí)法是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根本保證。2、完善刑事立法是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基本前提。3、增強公民法律意識，養(yǎng)活經濟犯罪，是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經濟犯罪、市場經濟、法制、刑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健全，使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空前活躍。但與此同時，由于歷史的現實的各種原因，也由于商品經濟本身的各種負面效應，經濟領域的犯罪現象也不斷出現，這極大的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并直接或間接的引發(fā)了很多經濟犯罪，嚴重的妨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如何有效的預防和控制經濟犯罪也因此成為當前的突出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這種經濟體制尚未完全確立或不完善的情況下，經濟犯罪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思考探索經濟犯罪，市場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名法學本科生，對于正確地理解和把握刑法的有關規(guī)定，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經濟犯罪及其特征和特點 

絕大多數的犯罪行為，歸根到底都與經濟有關，但是人們通常并不把這些犯罪都稱之為經濟犯罪。一般情況下，人們只是把某些與經濟活動有關聯和具有財產內容的犯罪行為稱之為經濟犯罪。從嚴格意義上講，經濟犯罪并不是一個法律術語，而是經濟和犯罪這兩個概念的相加與組合，是在犯罪這一整體范疇中從經濟這一角度或者層面對犯罪中部分范圍的界定。而犯罪一般被認為是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違反刑法規(guī)定，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經濟犯罪中的“經濟”一詞本身是一個多義詞，在這里應該理解為，經濟活動或者財產。因此經濟犯罪就應該定義為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的、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被刑法規(guī)定為犯罪、并且應該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梢娍闯鼋洕缸锏倪@一定義，3、具有以下四個層面的涵義：一是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的行為。只有這樣的行為才可能是經濟犯罪，沒有這一特征的犯罪，只能是其它犯罪；二是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經濟犯罪直接危害著社會經濟秩序和其它秩序，并且這種危害性達到了一定程度，否則不是經濟犯罪；三是被刑法規(guī)定為犯罪或者違反了刑法規(guī)定的行為。這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了的，刑法沒有規(guī)定為犯罪的不為犯罪，只有被規(guī)定為犯罪的才可能是經濟犯罪；四是應該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任何違法行為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犯罪是嚴重的違法行為，當然要受到刑罰的處罰。這四層涵義密切相聯，共成一體，構成經濟犯罪的一般特征。經濟犯罪與其它犯罪的最大的區(qū)別是經濟犯罪的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這一區(qū)別也是經濟犯罪的獨有特征。另外，我們從經濟犯罪的這一特征入手，可以將經濟犯罪分為兩個類別，一是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有關的經濟犯罪，它直接破壞著經濟秩序，可稱之為經濟活動犯罪；另一類是具有財產內容的犯罪，它破壞著經濟秩序，同時也破壞著其它秩序，比如我國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侵犯財產罪、貪污賄賂罪，可稱之為財產犯罪。

篇7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4）01-0000-01

地處中國南方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因地域、地理、政治等諸因素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經濟聯系，至明清時期已然構成一個非常重要且對全國有著重大影響的經濟區(qū)。近年來，對于此區(qū)域的研究成果頗豐，方志遠教授的《明清湘鄂贛地區(qū)的人口流動與城鄉(xiāng)商品經濟》無疑是重大成果之一。全書分為七章及導論，該書以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qū)人口流動與城鄉(xiāng)商品經濟的密切關系為主線，研究這一地域的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對整個中國經濟格局的重要影響以及明清時期湘、鄂、贛三省經濟聯系的密切性。第一章為導論，介紹了該課題的學術基礎，對湘鄂贛地區(qū)的政區(qū)變化、生態(tài)狀況、水陸交通以及一些關鍵的學術概念進行了討論；第二章論述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qū)的人口流動，論述人口流動的原因及其特征，從而指出該時期此區(qū)域內人口流動與商品經濟的關系；第三章闡述由于人口流動引起的變化，由此指出社會風氣的變化也促進了該地區(qū)的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第四章闡述人口流動對于商品化生產的影響，作者從農業(yè)、手工業(yè)以及礦冶業(yè)等各方面的論述；第五六七章主要是對湘、鄂、贛地區(qū)商人、商品、商人組織進行了討論。作者層層遞進，逐步深入，為我們展示了一幅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qū)經濟社會畫卷。

關于本書的讀后感，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來進行闡述。

一、學術方面的認識：

歷史上人口流動的出現往往是伴隨著政治性因素出現的，然而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qū)的人口流動與以往的各個時期北方人口南移有著很大的不同，作者認為北方人口南遷多事由于戰(zhàn)亂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南移，遷移的方式是整個大家族群遷。明清時期的人口在遷出地不存在受到生命威脅的問題，他們的遷移是為了尋找比遷出地更為優(yōu)越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他們是經濟移民而非政治移民。明清時期以江西為起點展開的，以“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為基本流向的，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對于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qū)的社會和經濟產生了一系列影響。首先，人口流動對國家戶口制度的破壞和對國家權力體制的嚴重挑戰(zhàn)。明清兩代制定的戶籍制度及其相關法律，都是為了固定人口的居住地及其所從事的職業(yè)，并希望以此達到社會的安定與政權的穩(wěn)定，而人口流動迫使政府對民眾進行讓步，使政府對于流民的政策由軍事鎮(zhèn)壓、強行驅逐轉化為就地安置、設縣管轄。這也成為明清兩代解決流民問題的模式，此種改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戶籍的限制，從而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其次，江西人口向湖廣的大規(guī)模流動，對于湖廣以及江西地區(qū)自身的社會風氣和生活產生了一系列影響，最顯著的是棄農經商以及由此產生的奢靡之風的盛行。社會風氣由勤儉淳樸到奢侈澆漓、由安分守己到訴訟成風等現象。日常生活中的“好訟”以及“異端”思想家提出的“人欲即天理”、“吃飯穿衣即使人倫物理”都是商品經濟發(fā)展與社會風氣兩者關系的例證；再次也是最為重要的是關于該地區(qū)的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明清湘鄂贛地區(qū)的商人基本上是小本經營，基本構成是農民轉化而來的棄農經商或棄學經商者，其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借貸。湘鄂贛地區(qū)商人經營的行業(yè)大抵以本地特產為依托，經營方式主要是個體經營、家庭分工協作、結幫或同本經營。由于傳統經營觀念的局限，直接影響到商業(yè)利潤的投向，主要在于生活性支出與社會性支出。自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的流動范圍的擴大，商品數量與種類的增多使得商幫這一群體出現，而作為商幫在異地的聯絡及其計議之所的會館、會所也隨之出現，湘鄂贛商人在外地建立了大量會館、公所，結成商人組織與團體。通過多年的發(fā)展，這些會館、公所的功能由同鄉(xiāng)商人之間的互助的初始功能而發(fā)展為對抗地方黑惡勢力、抵制牙行盤剝、與官府進行交涉的繼起功能。在此基礎上，協調同行間的利害關系、排斥外行匠人及商人間的競爭也成為會館的重要功能。

該書以明清時期的湘鄂贛地區(qū)的人口流動及城鄉(xiāng)商品經濟為研究重點，由一般上升為普通，深入分析整個中國古代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從而全面地認識歷史上的商品經濟，在本書的余論部分，作者指出一個誤區(qū)，即中國古代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關系不同于前西方資本主義時期，它們之間并不是對立面的關系，中國古代兩者之間是并行不悖、和平共處、相互補充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經濟的發(fā)展和各地區(qū)間的商品流通，已成為秦漢大一統的經濟基礎，而幾千年來政治上的大一統，也使得國內市場早已形成。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已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基本內容。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早已是水融，并共同構成政治上大一統的基石。只是因為在中國古代，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農民為國民的主要成分，個體農業(yè)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但這絲毫不意味著否定商品經濟的存在及其在社會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反過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也會促使自然經濟的穩(wěn)固。

二、歷史借鑒的認識：

本書作者以其博大的學術基礎，向我們展示了明清湘鄂贛地區(qū)社會經濟的畫卷，梳理了近半個時期湘、鄂、贛三省的歷史淵源，并進行了深入的探究，指出社會只有在流動之中才會有活力，商品經濟只有符合自身的經濟規(guī)律才能發(fā)展；政府應站在時代的高度，正確引導而不是破壞，社會才能進步。“以史為鑒”，這對于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出現的問題的解決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三、存在的不足：

《明清湘鄂贛地區(qū)的人口流動與城鄉(xiāng)商品經濟》以人口流動和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為主線，以將近500年間的地域歷史，將宏觀與微觀結合，緊緊貼近歷史推移變化的主流，真實而具體地揭示湘鄂贛社會的前進運動。其學術方面和現實意義方面都具有重大影響。然而，本書也存在少許不足，本書研究的是湘、鄂、贛三省的人口流動與商品經濟，然而作者對江西部分的研究比重顯然高于湖南和湖北，側重江西對湖南和湖北的影響；對于人口的流動與商品經濟關系方面，著墨于人口的流動對商品經濟的作用的闡述，而經濟的發(fā)展對于人口流動方面的研究則較為少見。

參考文獻：

[1] 吳必發(fā)：《明清時期的商品經濟與地緣紐帶》，《五緣文化力研究―福建省五緣文化研究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

[2]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與商業(yè)貿易的發(fā)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02期

[3] 任放：《二十世紀明清市鎮(zhèn)經濟研究》，《歷史研究》2001年5期

篇8

消費和有效需求是形成市場的經濟基礎。在秦漢至唐中葉以前，君主是國內剩余產品的主要所有者。巨額的貢賦收入形成龐大的有效需求。貴族地主和官僚地主是當時地主階級的主要部分。他們的地租收入量僅次于封建國家的貢賦收入量，也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君主、各級官吏、貴族地主、官僚地主大都居住在城市中，用他們的收入與工農業(yè)生產者相交換。各地的土特產品、奢侈品通過販運貿易流向城市，形成繁榮的城市商業(yè)。當時的商業(yè)主要是滿足以城市家庭為支柱的消費需求，坊市制的發(fā)展正與此相適應。人數眾多的農民只是在地方小市場上互通有無，調劑余缺。

唐宋以后，地主制經濟發(fā)展，到明清時期，庶民地主、中小地主在土地占有上已占顯然的優(yōu)勢。貢賦收入和地租收入仍然是國內有效需求的主要來源，但地租收入已向上位移，提升居首要地位。試以清代乾隆年間情況為例作粗略說明。

清代乾隆間，全國耕地約達8億畝（折畝后的稅畝）。如地主占有一半，是為4億畝。每畝租谷按一石計，合米5升，全國地租總量為2億石米。石米按銀一兩計，地租收入形成的有效需求約為銀2億兩。

乾隆間，封建國家的各項賦稅收入每年約為銀4千萬兩。另有漕糧400萬石，石米按銀一兩計，國家整個財政收入為銀4400萬兩。賦稅收入僅為地租收入的1/4左右。

但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末，全國人口已達3億。農民按90%計，是2.7億人口，農戶一家按三口計，是為9千萬戶。當時農民商品生產發(fā)展，商品消費增加。如從高每個農戶年消費銀一兩計，約共為銀9千萬兩。已超過國家財政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卻不到地租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的一半。

唐宋以后，城居地主逐漸增多，但大量中小地主們仍居住在農村。直到明清時期，商業(yè)雖然仍主要是滿足以城市家庭為支柱的消費需求，但滿足鄉(xiāng)居地主與廣大農民農村家庭為支柱的消費需求已日顯重要。這正是宋代以來草市發(fā)展，明清時期市鎮(zhèn)發(fā)展的重要原因。

總之，自秦漢以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以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主要是貢賦和地租所形成的消費需求所拉動的。明中葉以后，特別是清代，廣大工農群眾的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的作用，始日益顯露。市場的經濟基礎走向堅實。

個體農民為生產基礎的商品經濟

秦漢至唐中葉，農產品和部分手工業(yè)品主要由地主與商人組織生產來滿足社會的商品需求。這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即有反映。晉人江統也說：“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唐宋以后，特別是明清時期，農民的商品生產發(fā)展。農民的商品生產成本低，具有競爭優(yōu)勢，遂逐漸排擠商人和地主的商品生產而占領市場，成為第一市場主體，成為農產品和某些重要的手工業(yè)品（如棉布）等商品的主要供應者。農民經營是地主制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農民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供應者，正是這到特征貫徹的必然結果，他們在?持我國眾多人口的生活和開拓商品市場上，發(fā)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比西歐中世紀發(fā)達，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大農民在市場中具有不同的經濟地位，在西歐，一直到14世紀英國資本主義開始發(fā)生的時候，市場交換活動還主要是由封建領主所進行的。

明清時期，手工業(yè)品中除棉布和絲綢等產品仍由個體農民和個體手工業(yè)者所生產之外，其他如油、酒、糖、煙、紙、鐵冶鑄、銅、鉛、煤礦、井鹽等產品的生產，也出現了沿著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與“商人直接支配生產”的兩條道路發(fā)展，從小生產向大生產演進。

小生產、大市場的商品經濟

地主制經濟下的農民，經營規(guī)模小，生產能力低，其產品既要滿足自己消?需要，如要交納租賦，產品自給量在其產品總量中比重很大。從一家一戶農民來說，商品率低，商品量少。但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農業(yè)人口眾多，每個農戶種植不多商品性農作物和生產不多的商品性手工業(yè)品，集中起來就可以構成巨大的商品堆積，不但能形成稠密的集市貿易，也可以形成具有很大商品流通量的集散市場和大規(guī)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清代人口巨增，農戶數量大量增加，加之地區(qū)分工發(fā)展，其情況更會如此。糧、豆、棉、棉布、絲綢、果、茶等都已成為大宗販運商品，形成許多重要的區(qū)域間貿易。

篇9

[中圖分類號]K54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5）04-0013-02

關于古代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問題，傳統觀點即工商業(yè)特征論遭到了新觀點農業(yè)特征論的挑戰(zhàn)。但縱觀來看，無論是工商業(yè)特征論者，還是農業(yè)特征論者，都能言之有理、引經據典、自圓其說。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兩種觀點之間尚未達成一個共識，比如關于判斷古代希臘城邦經濟特征所持的依據問題，工商業(yè)特征論者有自己的評判標準，而農業(yè)論者亦有另外評判標準。這樣就難免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另外，古代希臘世界城邦眾多，雅典并不能代表整個希臘，眾所周知，古希臘最典型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的經濟特征幾乎完全相反，而不管是工商業(yè)特征論者還是農業(yè)特征論者大都從雅典入手研究整個古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這縱然是由于資料缺乏所致，但多少有些讓人不能信服。筆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會有所不同，古典時期城邦的經濟特征并不能反映整個古代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本文是在閱讀古典文獻和前輩習作的基礎上，就希臘城邦在古風時期和古典時期的經濟特征進行大膽的推測。

一、古風時期希臘城邦的農業(yè)特征

農業(yè)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我們不能把農業(yè)的重要性和農業(yè)特征等同起來，就判斷一個社會經濟特征所持的依據來說，筆者比較認同王瑞聚先生所持的“要看這個社會在發(fā)展問題上主要依據于農業(yè)還是工商業(yè)”。舉例來說，目前我國的農業(yè)人口達到了9.3億，而非農業(yè)人口還不到4億，城市化水平為29.9%，與世界發(fā)展中國家平均城市化水平近40%相比還差不少，更不要說與發(fā)達國家相比。即便這樣，我國也絕不是一個農業(yè)特征的國家而是工商業(yè)特征的國家，所依據的是我國的發(fā)展主要依賴于工商業(yè)以及服務業(yè)的發(fā)展而不是農業(yè)的發(fā)展。另外，還要看城邦國家現有農業(yè)的性質，即它是用于自己消費還是交換。

“在通常情況下，農業(yè)在一個國家中的基礎地位是必然的，在古代希臘，荷馬時代是這樣的，古風時代也是這樣的，農業(yè)構成了希臘人生存和發(fā)展的主要物質條件。”西西阿德的《工作與時日》是唯一反映古風時代希臘農業(yè)與農民生活狀況的作品。細讀這部著作我們不難發(fā)現，至少在西西阿德時代，農業(yè)是一個家庭賴以生存的根本，而海上貿易帶有極大的風險，只能作為家庭的副業(yè)存在。詩人以勸誡口吻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人們應該如何勤于耕作，順應農時，只有這樣人民生活才能殷實。當提到航海貿易時，詩人寫道：“等到航海季節(jié)到來時，再把船拉到海邊，裝上貨物出海，這樣你可以用它獲利?！绷硗?，普魯塔克在《梭倫傳》中也記載了梭倫改革時采取了鼓勵工商業(yè)發(fā)展的措施，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至少在梭倫時代工商業(yè)不發(fā)達。所以，我們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古希臘有史可查的時代到古風時期這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農業(yè)是城邦人民及其家庭賴以生活的根本，也是推動社會發(fā)展的主要物質力量，而工商業(yè)只是人們農閑時得以獲利的副業(yè)，不足以構成社會發(fā)展的主要物質力量。所以，至少在古風時期，古代希臘的經濟是農業(yè)特征。

二、古典時期古希臘的工商業(yè)特征

眾所周知，一個社會的經濟形態(tài)不可能呈靜態(tài)之勢而以動態(tài)發(fā)展為主，尤其是在較長的歷史時期來說更是如此。古風時期的經濟形態(tài)經過數百年發(fā)展到古典時期已經發(fā)生變化。古代希臘半島由于自然地理條件限制并不適宜于農耕。在古代社會，由于人口稀少以及生產力不發(fā)達，農業(yè)還尚能支持家庭以及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人口的增加，原先為獲利而以副業(yè)形態(tài)存在的工商業(yè)以其開放性瓦解著相對封閉的農業(yè)經濟，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成為推動社會發(fā)展的主要物質力量。

無論是工商業(yè)特征論者還是農業(yè)特征論者，都認為至遲到公元前5世紀后期起，雅典幾乎每年都必須進口大量的糧食，差不多占總糧食消費的3/4，方能滿足城邦的需求。所不同的是農業(yè)特征論者認為“雅典城邦所關心的是以滿足消費為目的的進口”，言外之意似乎是雅典的糧食貿易不是正規(guī)的商品經濟。但是政治經濟學原理顯示，“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而商品經濟就是商品生產加商品交換”。所以，似乎不能因為是為了滿足消費而否認糧食貿易的商品經濟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至遲從公元前5世紀后期起，雅典的糧食消費有一半以上要靠貿易才能維持民眾的生存，糧食貿易在雅典經濟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而糧食貿易只是雅典海外貿易的一部分。即此時古代希臘農業(yè)所提供的谷物不足以維持古代希臘城邦居民的最起碼的生存需要，所以稱不上是社會的經濟支柱。

其次，現有農業(yè)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被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希臘的山區(qū)和丘陵不適于谷物的生長，卻適于葡萄和橄欖的栽培，所以從很早時起，葡萄和橄欖就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逗神R史詩》記載有歐涅奧斯率領的船隊從萊姆諾斯島裝載了1000壇葡萄酒，前往希臘聯軍的營地，與之交換青銅、鑄鐵、皮革、牛群以及得之于戰(zhàn)爭的奴隸。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產規(guī)模，也反映了葡萄這種經濟作物的種植規(guī)模。梭倫改革時為劃分等級而制定財產標準，將葡萄酒、橄欖油與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達到規(guī)定標準，無論擁有谷物，還是擁有酒、油，都可劃入相應等級，實際上承認了葡萄酒和橄欖油的商品經濟性質。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在談到商品貿易時，都主張有進口和出口，進口本城邦缺少的東西而出口本城邦多余的東西。如前所述，雅典國家大量進口的是糧食，那出口的只能是經濟作物和手工業(yè)產品了。

另外，古典時期雅典城邦工商業(yè)發(fā)展的盛況，我們可以在修昔底緣摹恫羅奔尼薩戰(zhàn)爭史》中窺覽一二。戰(zhàn)爭前期，伯里可利說服雅典農民放棄村莊移居到城市，并且宣稱只要擁有海路雅典就會立于不敗之地。由此不難發(fā)現海上貿易對于雅典國家的重要性。

俗話說：無商不奸。人們通常將純樸與農民以及與之相應的農業(yè)經濟特征相聯系，而奸詐難免與商人以及與之相應的商業(yè)經濟特征相掛鉤。事實是，公元前450年前后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使得社會出現了很多的不道德行為。這種不道德行為在阿里斯托分的喜劇中有所反映。比如在《阿卡奈人》中，作者描述了一個麥加拉人把兩個女孩化妝成小豬賣給阿提卡農民的現象，這一方面反映了戰(zhàn)爭帶給麥加拉人的無奈和痛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業(yè)社會不道德和陰暗面。由此，我們可以進行如下推測：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了農業(yè)社會不曾有過的不信任以及欺詐等不道德行為，正是這些不道德行為使當時人們尤其是哲人們鄙視從事工商業(yè)的人，從而使得這一行業(yè)也遭到了鄙視。這反映在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就是對從事工商業(yè)的民眾以及這一職業(yè)的鄙視。所以，所謂“貴農賤商”之說只是表明古希臘的農業(yè)社會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從意識到理想與當時古希臘普遍存在的現實形成強烈反差后，柏拉圖等哲人只能在精神的道場里構建淳樸理想的農業(yè)社會。

不難發(fā)現，公元前450年左右，雅典國家經濟成分（糧食種植、經濟作物、手工業(yè)品）的2/3以上具有商品經濟性質，當時社會存在一系列不道德行為以及古典哲學家對工商業(yè)以及從事工商業(yè)人員的鄙視態(tài)度都體現了這一時期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所以說，這一時期商品經濟是維持雅典生存和發(fā)展的主要物質基礎，其經濟成分如雅典的其他城邦經濟無疑呈工商業(yè)特征。

三、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歷史時期古希臘經濟呈動態(tài)的發(fā)展之勢。古代希臘經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從有史可考的古代到古風時期，古希臘的經濟呈農業(yè)特征，而古典時期的公元前450年前后則呈工商業(yè)特征。至于從古風時代到古典時期的經濟特征，由于史料不足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所謂“貴農賤商”，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工商業(yè)發(fā)展在思想觀念領域的沖擊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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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設計市場學”是設計、藝術類學科與經濟、市場類學科相融合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面對當前國內設計教育與市場發(fā)展愈來愈明顯的脫節(jié)現象，亟需進行“設計市場學”學科建設及其基礎理論與方法、原理的研究。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探索設計與市場的關系，可梳理“設計市場學”的發(fā)展軌跡，辨析其內在規(guī)律與原理，對“設計市場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

設計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產物，更確切的說，是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需求”促進了設計的產生與發(fā)展。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fā)展需求逐步通過市場體現出來，這就是市場需求產生的根源。因此，市場對設計的推動作用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而出現；隨著市場的發(fā)展及其范疇的擴大，市場對設計的發(fā)展產生的推動作用也愈來愈明顯。

根據人類歷史的經濟發(fā)展程度，人類設計活動的發(fā)展歷程可初步劃分為四個階段：原始萌芽設計階段、手工藝設計階段、工業(yè)化設計階段、信息化設計階段。在這四個發(fā)展階段中，市場的推動作用無處不在，以商品經濟發(fā)展及市場需求為線索，可以更加明顯的發(fā)現“市場之手”對設計發(fā)展的推動性作用。

追溯人類歷史，在原始社會后期，逐步產生了少量以物易物的現象。隨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發(fā)生，物物交換得到初步發(fā)展，商品經濟開始萌芽，生產力得到大幅提升。人們開始掌握礦石冶煉和金屬加工，帶有設計意識的造物活動也隨著金屬加工的發(fā)展得到了初步發(fā)展。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發(fā)生，商品交換的范圍繼續(xù)擴大。金銀等貴金屬逐步成為貨幣商品。并且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產生了。人類的設計活動也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在原始社會瓦解，奴隸制社會形成時期，隨著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專門從事商品交換的商人階級出現了。商品買賣時間大幅縮短，商品銷路擴大，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fā)展——商品經濟初具雛形。市場是商品經濟產生和發(fā)展的基礎。隨著交換的產生與不斷發(fā)展，商品市場逐步形成。商品只有拿到市場上交換才能實現其交換價值，設計與市場逐漸產生了聯系，實用而美觀的器物在商品交換中處于優(yōu)勢。于是促使造物者開始在功能與形式上對器物進行改良與創(chuàng)新，市場銷路開始成為影響和推動設計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市場的潛在需求推動了設計的發(fā)展。

一、原始萌芽設計階段——為生存需求而設計，開創(chuàng)了設計歷史

在遠古時代，人類生存環(huán)境極為嚴酷。人類最早的設計就是在受到自然威脅的情況下，為保護生命安全、滿足生存要求而出現的。早期設計與造物活動的代表性器物（如狩獵工具、防護武器、遮體衣物、洞穴掩體等）大多是為了抵御野獸襲擊和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在生產力極為底下的條件下，正是生存的迫切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設計。

人類最初只會用天然石塊或棍棒作為工具。以后漸漸學會了挑選石塊、打制石器，作為敲、砸、刮、割的工具。人類早期使用的石器一般通過打制成型，較為粗糙，該時期被稱為“舊石器時代”。它們已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標準化，每種類型都適于其特定的工作，這本身即體現出了“設計意識”，人類的設計文明在這時萌發(fā)了。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在進一步改進了石器的制作：選擇石頭并打制成石斧、石刀、石鏟、石鑿等工具；然后磨光，使其工整鋒利；還鉆孔裝柄或穿繩。從而大大提高了石器的使用價值。另外，經過磨制的精致石器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體現出制作者對于形態(tài)的控制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石器并非為觀賞而生產出來的，而是為了滿足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而且在使用過程中，工具本身被證明是有效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功能與形式相統一的主觀設計意識。同時，設計的標準化程度進一步加強。例如：用作武器的石器的基本形狀大致相同，但有不同的尺寸系列。小的是箭頭，較大的則被用作標槍頭，這些武器都是根據獵物的不同種類而設計的。另外，原始社會的人們在制作石器時，在石材選料上十分注意硬度、形狀、紋理的選擇，以符合不同的使用和加工要求。如石刀呈片狀，所以多選用片頁巖以便于剝離——這同樣體現出了初步的設計意識。

按照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人類作為自然物種之一，其生存取決于適應自然環(huán)境的能力。這種“適應”必然包括了設計制造有效工具來保護自己、提高生存水平的能力。在危急條件下，正是生存的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的設計。而且，這種生存式設計的質量往往可以決定設計者的生與死。如果設計失誤，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設計中的失誤會迅速得到糾正，從而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設計。經過無數次反復修改的設計過程，早期人類的設計在當時人們的物質條件下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最有說服力的事實體現在：很多石器時代的器物造型與功能被沿用數千年，至今仍然保持著很多初始的特征，如刀、鏟、斧、鋤等。

雖然在遠古時期尚沒有產生市場，但觸發(fā)設計的萌芽是人類的生存需求。因此可以說設計一開始就同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也成為設計市場學研究的重要線索之一。

二、手工藝設計階段——為手工業(yè)生產需求而設計，締造了設計文化

手工藝設計階段由原始社會后期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直延續(xù)到工業(yè)革命前。在數千年漫長的發(fā)展歷程中，人類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手工藝設計文明。各地區(qū)、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設計傳統。在手工藝設計階段，市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fā)展。但對設計的影響仍處在較為宏觀的層面。根據商品生產規(guī)模及社會經濟、文化、地域特征的不同，不同程度的體現在工藝設計風格上。

中國古代社會受專制中央集權政府的制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地主沒有掌控行政權、司法權。因此小農與封建地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對比較開放；地主、小農都與市場有一定程度的聯系。君主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使中國長期處于大一統的局面。比較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進了市場的繁榮。秦漢時代，中國商品經濟市場尚處于萌芽期。這一時期的手工藝品更多的體現了漢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色，其風格質樸大氣。到盛唐之時，由于與其他地域或國家市場交流頻繁，市場化程度有所發(fā)展。手工藝品設計受其影響，逐步體現出中外藝術與審美趣味的融合——自由奔放，甚至頗有“胡氣”。到清朝時期，相對封閉的市場成熟安定。人們注重享受，追求奢靡的風格。這一時期的工藝品精雕細琢，花樣繁雜，極盡裝飾之能，忽略了功能上的要求。從設計的角度分析往往是形式大于功能，審美水平也不是太高?？傮w來說，由于市場化程度不高，中國的手工藝設計更多的體現出政治、文化特色，處于循環(huán)式遞進上升的態(tài)勢，產生了大量的藝術精品。

埃及處在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封閉而又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這種市場環(huán)境與古代中國類似，其手工藝設計的發(fā)展也和中國有異曲同工之處。特別是種類齊全的古埃及家具很富有特色。有不少是折疊式或可拆卸式的，為后世家具的設計發(fā)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古希臘和古羅馬是古代著名的海洋民族。它們借助地中海這個海上走廊，大力開展商業(yè)貿易活動。這種外向型擴張的市場環(huán)境使其手工藝呈現出浪漫主義氣質。后來羅馬取代希臘成為西方文化和經濟的中心，其設計風格更加宏大、壯美。

西方步入中世紀后，封建領主掌控著行政權、司法權，對農奴實行超經濟的強制。各莊園自成一體，形成了封閉的生產與消費體系。市場發(fā)展進入冰凍期，除了宗教意味極濃的哥特式風格，這一時期的工藝設計也乏善可陳。

16世紀末風靡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科學與藝術革命。西歐資本主義從14世紀在意大利開始興起，15世紀后遍及各地。由于社會勞動分工促進了生產技術的革新，商品生產和商業(yè)日趨興旺。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開展反對教會的斗爭，因此形成了為資本主義建立制造輿論的“文藝復興運動”。在商品經濟大發(fā)展的刺激下，文藝復興時代的設計風格——反中世紀的刻板僵化。追求具有人情味的曲線和優(yōu)美的層次，顯示出更大的自由度。曲線被廣泛的應用，家具的起伏層次更加明顯，呈現出使人親近的感情。

17世紀時文藝復興運動衰落，但商品經濟繼續(xù)孕育發(fā)展。歐洲設計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史稱浪漫時期。該時期的設計風格主要是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巴洛克式風格突破了古典藝術的常態(tài)。它一反文藝復興時代藝術的莊嚴、含蓄、均衡，而追求豪華、浮夸和矯揉做作的表面效果。洛可可風格是從東方藝術中獲得靈感而發(fā)展起來——輕巧、纖細，繁瑣而華麗；注重細節(jié)的精雕細琢；體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創(chuàng)新。浪漫時期由于市場化程度大大加強，商品經濟快速發(fā)展，人們耽于享樂。該時期的設計也體現出奢侈靡費之風。圖1.1-6提現出了洛可可家具與東方傳統藝術的對比與聯系。

總體來看，手工藝設計階段的設計是為了滿足手工業(yè)生產發(fā)展的需求而設計。由于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程度仍然有限，因此該時期的設計具有極強的地域化特征。更多的體現出文化藝術氣質，但也為以后的設計發(fā)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豐富的創(chuàng)意源泉。

三、工業(yè)化設計階段——為機器生產需求而設計，開辟了現代設計

工業(yè)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入了工業(yè)化時代?，F代化的機器設備成為高效的規(guī)?；a工具，大大提高了商品的生產率，直接促使商品交換的進一步擴大。隨著現代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生產的社會化，市場在商品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極大繁榮，市場發(fā)展迅猛，迅速超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成為推動設計發(fā)展的決定性因素。使設計的發(fā)展掀開了歷史性的新篇章。

工業(yè)革命使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生產成為可能，并引發(fā)了城市化進程。為滿足對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需求，歐美國家相繼在海外大規(guī)模開拓殖民地，客觀上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工業(yè)革命以機器生產和現代大工業(yè)逐步代替了工場手工業(yè)。使持續(xù)上千年的農業(yè)經濟體制轉變成為以工業(yè)與城市為主體的工商業(yè)經濟體制。新式工業(yè)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認為：工業(yè)生產什么，就能賣出什么。集中精力于專業(yè)分工、技術改革、擴大生產規(guī)模、降低生產成本——以求獲得更高的利潤。這種經營思想被稱為“生產觀念”。在其影響下，生產商只關注產品功能，對產品的審美需求考慮不足。其設計體現為典型的功能大于形式。這是由于當時的市場是賣方市場，產品易于銷售，因此生產者更加關注生產成本與產量。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設計逐漸成了一種重要促銷方式。但生產商們只是將裝飾圖案生搬硬套的印制在產品上。準確的說，這屬于產品涂裝設計，而不是產品設計。1851年的巴黎水晶宮的很多展品體現出這一特色。正是在這種功能與形式分離的設計背景下，拉斯金和莫里斯倡導了工藝美術運動：強調手工藝，反對機械化生產，崇尚自然主義和東方藝術。從而開創(chuàng)了新的設計風格。但把復興手工藝的思路，不符合設計發(fā)展規(guī)律。于是，19世紀末，新藝術運動在法國展開并傳播到其他國家。該運動追求創(chuàng)新設計的美感，追求繪畫裝飾效果及線的表現力。主張用從自然中抽象出來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裝飾，完全放棄傳統形式的借鑒——為現代工業(yè)設計的興起開辟了道路。

1900年以來，隨著時展，新產品不斷涌現。傳統的概念與形式已無法適應新的功能要求。而新的技術和材料則為實現新功能提供了可能性。與此同時，以頌揚機器及其功能與美學的未來主義、風格派和構成派等現代設計流派興起。機器美學風靡這個時代。格羅皮烏斯和柯布西埃等人為探索現代設計發(fā)展方向，在1919年創(chuàng)立了“包豪斯”設計學院，標志著現代設計的開端。

包豪斯強調功能性，擯棄裝飾性圖案，其設計具有理性化的簡潔、現代的特征。但它忽視了人們使用產品的心理層面需求。當市場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功能性產品達到了飽和度，人們不再滿足于使用缺乏人情味與生命力的產品。在此之后，工業(yè)設計開始注重功能與形式的統一；情感化設計開始出現；各種充滿生命力的設計風格和流派開始形成。

縱觀工業(yè)化設計階段的設計：在全球化的超大市場背景下，受限于機器大生產的產品量化特征，產品設計往往注重功能性，形態(tài)盡量簡潔以便批量生產——可以說是為滿足機器生產需求而設計，而缺乏對人的關注。在工業(yè)化初期階段，這種設計由于市場廣闊，尚沒有顯露其弊端。隨著市場的飽和，競爭加劇，僅能滿足功能需求的設計已無法滿足市場需要。設計逐步趨于能夠深入滿足人的內在需求。除實用功能外，還要滿足審美、品牌認同等多種心理需求。綜上可知，正是市場環(huán)境和市場需求的變化推動著設計不斷發(fā)展，更好的滿足著人們生產與生活需要。

四、信息化設計階段——為人性化需求而設計，進化為多元復合設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計算機的快速普及及因特網的迅猛發(fā)展，人類進入了信息爆炸的新時代。信息化的出現更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步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成為當今世界兩大不可逆轉的潮流。這種巨大的變化全面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特征，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均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人類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融合結晶的工業(yè)設計，正在經受這場劇烈變革的沖擊和挑戰(zhàn)，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絡的發(fā)展改變了工業(yè)格局：信息產業(yè)迅速崛起，開始取代鋼鐵、汽車、石油化工、機械等傳統產業(yè)，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生力軍。在此背景下，工業(yè)設計更加趨向于為高新技術產品提供服務。正是設計把高新技術轉化為人性化商品，并產生了許多經典案例。美國蘋果電腦公司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圖1-8為蘋果公司生產的iMac電腦。其前期產品采用半透明塑料機殼，造型雅致而又略帶童趣，色彩則采用誘人的糖果色。完全打破了先前個人電腦嚴謹的造型和乳白色調的傳統。高技術、高情趣特征得到了完美體現。

隨著人類由以機械化、電氣化為特征的工業(yè)社會走向以信息化、網絡化為特色的“后工業(yè)化社會”。工業(yè)設計范疇也大大擴展：由先前主要是為制造型的工業(yè)企業(yè)服務，擴大到為金融保險、商貿旅游、影視娛樂等第三產業(yè)服務；由具體的產品設計擴展到產品譜系、品牌戰(zhàn)略、企業(yè)形象等方面；由有形產品的設計擴展到“交互設計”、“體驗設計”、“形象設計”、“非物質設計”等無形產品的設計——工業(yè)設計逐漸擴展為內涵豐富的全方位現代“多元復合式設計”概念。